出生的那个时候，中国广大农村人们生活还是十分清苦的。计划经济时代，百业待兴。这些按照家庭人均的购物票证，包括粮票，成了多子女家庭的生活保障。如果没有票证，一个家3～5个孩子，7～9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如何养活？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一个大家庭6、7个孩子较为普遍。新中国成立后前期的特殊情况采用的特殊手段，渡过难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永不忘记前辈们的艰苦岁月！那时候，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褪色了，染了再穿，有一些专门染衣服的人，你听说过么？我记得七十年代做一件花衣服需六尺或七尺花布，一尺花布需一尺布票再加上两角多钱，做件衣服也就花两元来钱吧！（布票是国家免费发的，是限量的，一年每人多少尺。）攒工分，粮票、布票，艰苦的岁月，七十年代初，农村的商店少，供应的商品也少，因为广大的群众还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购买力很低。一个公社就一个供销社，一个大队就一个代销店，加上逢三六九的集市，这就是当年农村商业的全部。供销社的店里通常只有一名营业员，负责卖东西，也负责用板车从二十多里路外的公社供销社把店里卖的东西拉回来，大概十来天才需要去拉一次货，这就是当年的购买力。供销社的东西要多些，油盐酱烟酒饼干罐头、日用百货、布匹，文具书籍都有，花色品种是单调一些，但品种基本齐全。因为农民除了粮票、布票没有其它票证，所以买布要带票以外，其他的商品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有的人说当年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是他们有钱，而农村人的问题是没有钱。出生头几年，村子里还没有通电，照明用的煤油灯。就从大队里的供销社里每次买三两斤。我是1岁左右跟爷爷睡的，奶奶在我半岁多的时候就离世了。听妈妈说，爷爷有6个孩子，全是男孩，有可能是饥荒,也有可能是医疗卫生条件所限，有两个没成人。我爸爸是现有四兄弟的老四。八个孙子、3个孙女，我是八孙子的老八。也许是最小的，爷爷最疼爱我了。很小就让我睡他身旁。大伯应该是一九三几年出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当知青，大伯就从北京来到我们村小学支教，中间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知青返城时他被遗漏了，文弱一书生，改革开放后成了村子里的五保户。过着最穷苦的日子。二伯后来成了村子里的农林技术员，日子平淡如水。三伯18岁参军，在新疆一骑兵营任营长，转业后去了铜川地区户籍科任科长，在还没有计划生育前，三伯有两个女儿，总想有个男孩，随着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再生育会有很大政治风险。于是三伯果断隐退，离开了村子里人认为还算风光的岗位。第三胎如愿添了个男孩。也就是老九，那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爷爷在的时候，公社里每逢阴历一、五赶集，那时候基本没有交通工具，有赶驴车、骡马车上路的。家里就养了一头牛，很少有赶牛车出门的。一是牛力气大，就劳碌命。二是流行的慢。听妈妈讲，爷爷小时候也是地主家的儿子，长大后是名木匠，青壮年在黄河滩边造船。年纪大了好热闹，基本上逢集必赶。家里没有骡马，我就用架子车推着爷爷去五里外的集市上。爷爷每次去吃一碗三角钱的羊肉糊饽。我不爱吃，就要一角钱买根甘蔗吃。孩提时代，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