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曹魏赢得群众基础。所以，司马氏打出了儒家的幌子，披上了忠孝的外衣，不停地鼓吹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
可是，相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的所作所为，却是天下最不忠不孝之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窃取魏国国政、司马师擅自废黜魏主曹芳、司马昭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弑杀魏帝曹髦，留下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逆臣恶名。
当时的文人阶层，看透了司马氏假儒道、真篡权的嘴脸，因此，他们选择用隐逸的方式，反对司马氏专权，“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个个以标新立异自诩，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酒神刘伶，在喝醉酒后于家中赤身裸体，行为极为放诞......
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例，便能看出魏晋时期的文人阶层反虚伪礼教的力度。《晋书》和《世说新语》之中，记载了不少有关阮籍放浪任达的故事，比如，著名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就记载于《晋书·阮籍传》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另外，《世说新语·任诞》中，还有一个故事：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喜好饮酒，他们家的旁边，就是一家小酒肆，这家酒肆的老板娘，长得很漂亮，与丈夫两个人，一起学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阮籍几乎是这家酒肆的常客，经常来这儿喝酒，喝醉了就大大咧咧躺在女主人的旁边睡着了，一点儿都不顾及。女主人的丈夫，看到了这一幕，也毫不介意。
古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即使这对男女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也不能有过分亲密的接触，否则就是违礼，所以，古代有一种说法叫“非礼勿视”。然而，阮籍却破了破这条“铁律”。
有一次，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省亲，作为小叔子，阮籍不仅为嫂子践行，而且还亲自护送嫂嫂上路。如此一来，阮籍便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闲言碎语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可是，阮籍却不以为然，霸气地反击了一句话：“礼岂为我设邪！”礼法岂是为吾辈所设！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 《晋书·阮籍传》)
《世说新语·任诞》中，也记录着阮籍在母丧期间一个看似放诞孟浪，大逆不孝的故事。
阮籍母丧期间，正好赶上司马昭大宴宾客，本来丧期之中，应该杜绝一切娱乐活动，可阮籍却偏偏特立独行，大摇大摆地来到权臣司马昭的宴会上，肆无忌惮地在宴席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点也不像痛失家慈的样子。当时，司隶校尉何曾在场，看到阮籍如此放诞，心里很不爽，就向司马昭建议，应该将阮籍流放，以正风化：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没有想到，一向心狠手辣，连皇帝都敢杀的大权臣司马昭，当初邓艾、钟会为司马昭灭蜀立下了赫赫战功，谁料司马昭后来一朝翻脸，大开杀戒，邓艾、钟会兔死狗烹，被司马昭痛下杀手，两位灭蜀名将，相继死于西川，比起其父司马懿的“鹰视狼顾”，司马昭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司马昭这次却一反常态，既没有杀人，也没有使诈，而是这样回答何曾：
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但是，阮籍却好像并不领司马昭的情，他知道司马昭这是在作秀，笼络文人阶层，正如魏文帝曹丕设立九品中正制，拉拢士族一样。所以，阮籍依旧旁若无人地饮酒吃肉，海吃海喝，“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当然，阮籍只是魏晋玄学背景下文人阶层的一个代表，在阮籍的身后，是整个“竹林七贤”，是整个文人阶层。不过，从阮籍的身上，还能看到日后谢氏家族中谢鲲、谢奕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谢安纵贯一生的性格写照。
应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及清谈之风的盛行，是谢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在这种大的思想文化背景推动下，才知道谢安为什么在四十岁之前选择了一条与家族兄弟截然不同的道路，宁可啸咏于山林之间，也不肯踏足庙堂之上。
其实，如果说谢安从一开始就无缘涉足政坛，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谢安四十岁之前，他其实有许多机会是可以出仕的，可是却被谢安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他擦肩而过。
与众多谢家子弟一样，谢安从儿时到少年时期，都是相当出众的。年少的谢安，因为其卓绝的才华和风雅的气质，受到了不少社会名人的好评，第一章就提及，谢安少年时期曾经受到了桓彝、王濛两位名人的高度评价。除此以外，还有一位重量级别的大人物，也非常欣赏年轻的谢安，谁呢？丞相王导。《晋书·谢安传》记载，“王导亦深器之”，可以说，在谢安的人生路上，王导算是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生导师。
因为谢安在野、在朝的名声都太大了，是那个时代的“新闻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