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谢安的人生阶段，用年龄进行划分，四十岁最好。于谢安而言，四十岁既是人生的转折点，又是人生的新起点，从四十岁开始，谢安完成了从一名隐士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型，结束了隐逸的生活，走出了会稽东山，开启了他后半生“江左风流丞相”的传奇人生。
四十岁之前，谢安高卧东山，寄情于山水，以教习子侄为主；四十岁之后，谢安才迈入权力中心，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步步成为匡扶社稷，整理乾坤的一代贤相。而那句“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又有着怎样的深意？这一切，还得从谢安四十岁之前的高卧东山说起。
那么，问题来了，四十岁之前，谢安为什么不肯出仕，而是选择了隐逸这种在世人眼中消极避世的做法呢？况且，四十岁之前，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阶段，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而他又为什么要在年近不惑之时，选择了出仕？在当时，谢氏家族中的不少子弟，皆在朝廷中担任要职，而谢安却高卧于东山之上，纵情山水，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这与谢安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
谢安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特殊而又复杂的魏晋时代。为什么说魏晋时期既特殊又复杂？其特殊性，是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权谋与风流并存的时代，文人风雅，名士云集，文人群体与士族阶层并肩而立；其复杂性，这是一个传统儒家君臣纲常不断受到挑衅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由此诞生了一种风气，崇尚自由、玄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描述魏晋时代的这种风气：
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
从汉末三国至两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江山几度易主，完全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君为臣纲”思想。曹魏篡夺了汉室江山，夺了刘家的天下；然而，曹魏仅历五帝，也被司马氏篡夺了江山，“三马食槽(曹)”。
可是，司马氏家族建立的晋朝，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西晋末年，由于司马氏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到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的十年间，蝗灾、瘟疫、大旱等天灾不断，终于爆发了西晋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八王之乱”，之后，五胡入华，中原北方之地，沦陷于异族的铁蹄之下，陷入了长期战乱。
可以说，魏晋时期是一个君臣理念完全受到颠覆的时代。在面临儒家传统逐渐崩溃，以及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局，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对自己所坚持的人生理想产生了怀疑，对于未来甚至感到了绝望。
因此，这些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们，选择了一种消极避世的做法：隐逸。他们纷纷效仿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用逃避的方式去寻求解脱，即寻找所谓的“桃花源”。在这种避世隐逸之下的氛围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一种新的思想——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其实是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想潮流，是道家的延续，又是道家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而，又被称为“新道家”。玄学主要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等道家著作的研究和解说，以“祖述老庄”为核心，同时，玄学又是除了儒学以外唯一一个被确定为官方学说的学问。
因为魏晋玄学的诞生，也引领出了一种社会风尚，那便是玄学之间的清谈。什么是清谈？清谈，又被称为“玄谈”，它其实上承了东汉时期的清议之风，就一些玄学中疑难的哲学问题进行反复辩论，可以说，清谈就是魏晋哲学界的一场“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
在魏晋时期，清谈几乎成为了魏晋名士和玄学家之间交流的桥梁，魏晋有不少玄学代表人物，都是清谈的高手，如前文提过的那位“傅粉何郎”——何晏、还有曹魏名将夏侯玄、王弼，到了西晋太尉王衍的时候，清谈之风达到鼎盛，《晋书·隐逸传·鲁褒》中，如此记载魏晋的清谈之风：“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
晚清魏源的《默觚下·治篇十四》也说：“魏晋清谭之士林，东汉礼教节义之士林也。”同样，谢安也酷爱清谈，也是一位清谈高手，在教育子侄的过程中，谢安也培养出了几个在清谈方面有天分的晚辈。王安石在《谢安》一诗中就这样写道：“谢公才业自超羣，误长清谈助世纷。”
玄学兴起，清谈盛行，为那个时代的文人阶层融入了追求个性的开放。在魏晋玄学背景的影响下，那个时代的文人阶层，在众人眼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放浪形骸，离经叛道之举，是对儒家传统礼教的挑衅，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文人群体，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三国曹魏时期反对司马氏专政的一个文人群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刘伶、向秀、王戎。司马氏父子通过非正当的手段，掌控了曹魏政权。司马氏父子为了证明自己掌控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日后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