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长。再到后来，又擢升太子少傅，太安元年(302年)，担任散骑常侍。
作为当时的一代大儒，谢衡在史书中留下的事迹，虽然少之又少，但是也不乏精彩之处。史籍中对于谢衡的记载，大多都是有关议论礼制的。谢衡是一个虔诚的儒学信徒，一生笃信儒家思想，儒家非常注重礼制，孔子就提倡维护礼制(周礼)，他对儿子孔鲤就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
《晋书·礼志》中，记载了一件有关谢衡讨论礼制的故事，这件故事，发生在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也就是谢衡刚被任命为守博士的那一年：
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
太康元年(280年)，在一次朝议上，晋武帝向群臣抛出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议题，让群臣讨论，作为守博士的谢衡，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此次朝议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东平相王昌该不该为前母服丧”。说起来也奇怪，王昌只是东平王司马楙的国相，一个诸侯国的国相，他的家事，为什么会被特意搬到朝堂上来讨论呢？
原来，王昌的父亲王毖，本是东吴人氏，居于长沙，并在长沙娶妻生子。后来，东吴和曹魏之间爆发战争，王毖因为在魏国做官，担任黄门郎，无法回到老家，与妻儿团聚，从此与妻儿生死相隔，所以，王毖就另娶了一位妻子，也就是王昌的母亲。
晋灭东吴的时候，王毖的原配夫人，早已去世。按照礼制，嫡母去世，子女应该为其服丧，可问题是，王昌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前母，到底该不该为前母服丧，王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将此事表奏朝廷，请朝廷定夺，便有了这次讨论。
晋武帝一向提倡以儒治国，非常注重孝道，所以对此事相当重视，所以，才把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拿到朝堂上进行讨论。群臣对于这件事，意见不一，“百家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人认为，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符合孝道；也有的人认为，王昌不必为前母服丧；还有的人认为，王昌没有见过前母，可以服一年丧期，不用服丧三年。比如，都令史虞溥是这样认为的：
臣以为礼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议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未有遭变而二嫡。苟不二，则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专堂，两妇执祭，同为之齐也。
散骑常侍刘智安是这样认为的：
礼为常事制，不为非常设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礼。平生不相见，去其加隆，以期为断。
群臣各执一词，似乎说得都有道理，作为一位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谢衡参加了此次讨论，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谢衡认为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晋书·礼志》中给出的理由非常简略：“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议宜更相为服。”不过，《通典》中的理由却很充足：
毖身不幸，去父母，远妻子。妻于其家执义守节，奉宗祀、养舅姑、育稚子，後得归还，则固为己妻。父既为妻，子岂不为母？昌宜追服三年。
这番话说得相当有水平，在谢衡看来，王昌之所以要为前母服丧，其父王毖当年离开原配夫人，完全是迫不得已，为魏吴战事所逼，无法回乡。所以，从道义上来讲，王毖并不算是始乱终弃，也算不上抛妻弃子。
之后，其妻在王毖下落不明之后，也从未改嫁他人，一直恪守妇道，遵守为妻之道，孝顺公婆，抚育子女，没有做出任何违背礼法的事。虽然，王昌与前母素未谋面，但是从人情上来说，王昌应该为前母服丧，这一点无可厚非。
当然，朝廷后来并没有采纳谢衡给出的意见，而是判定了王昌不必为前母服丧，在制书中，朝廷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凡事有非常，当依准旧典，为之立断。今议此事，称引赵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后狄与晋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吴寇隔塞，毖与前妻，终始永绝。必义无两嫡，则赵衰可以专制隗氏。曷为人子，岂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并以绝亡，其子犹后母之子耳，昌故不应制服也。
尽管朝廷没有采纳谢衡的意见，但是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谢衡不同于一般儒生的独特品质。谢衡尊奉礼法，却不墨守成规，不完全死搬硬套。在“王昌是否该为前母服丧”的讨论中，谢衡摆事实，讲道理，礼法以外，更加注重人伦亲情。这样，使得谢衡与一般死板的腐儒大不相同，而是一位有思想、有内涵的一代硕儒、大知识分子。
作为谢氏家族的始祖，谢衡开启了“雅道相传”的家风，即用儒学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治家的标准。于上，要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于内，则要孝敬长辈，友爱兄弟，也就是构建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氛围；于己，更要注重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这种家风，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