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背景作为选官标准。曹丕此举，明显是拉拢士族，巩固曹魏江山。不过，笼络归笼络，曹丕也清楚，魏国的江山，是曹家的天下，他不能允许士族，染指大魏江山。因此，魏文帝执政期间，对于士族也采取了一些压制措施，起用一批宗室、将领，与士族形成制衡。
曹丕在位七年，其中从黄初三年(222年)到黄初六年(225年)四年间，总共发起了三次征讨东吴的战争，涌现了一批新派将领，如曹真、曹休、满宠等人。最为典型的，便是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终托孤的安排：
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登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位，进封邵陵侯，迁大将军。 (《三国志·魏志·曹真传》)
黄初七年(226年)，魏文帝曹丕弥留之际，为二十三岁的太子曹叡，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留下了四位辅政大臣：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曹丕安排的这四位辅臣，也蛮有意思，曹真、曹休是宗室将领的代表，都参与过伐吴之战；而陈群和司马懿，则是九品中正制的倡导者。《通典》中记载，司马懿“晋宣帝加置大中正，姑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此二人皆是士族的代表。
曹丕这样做，就是要让宗室和士族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衡，既不能让曹氏宗亲擅权过重，也不能让士族一家独大。然而，令曹丕始料未及的是，三国时期的士族，其势力庞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并不是起用一两个宗室，就能压制得住庞大的士族。
所以，到了曹魏统治后期，原本平衡的“跷跷板”，逐渐失衡。以至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把控曹魏朝政，更有了后来司马氏取代魏室，彻底打破了这种失衡。
曹魏过度倚重士族，才让司马氏捡了个瓜落，夺了曹家的江山。然而，西晋建立之后，司马氏的统治者，似乎并没有吸取曹魏失国的教训，依然相当依仗士族门阀。因为，魏晋时期，士族坐大，已经成为定局，根据《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的记载：
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
士族政治，真正走向鼎盛，还是在东晋时期，东晋是士族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士族一枝独秀，独领风骚。而谢安的陈郡谢氏家族，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非常时期，脱颖而出，一步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琅琊王氏，是东晋时期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士族。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中，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俨然成为了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的代称，也成了天下士族的代称。客观地说，王、谢两大家族，的确是魏晋士族中，最为突出的两个家族，提起魏晋的士族，首先想到的就是王、谢。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司马氏皇族内部，同室操戈，历时十六年，大大消耗了西晋的国力。紧接着，五胡入华，以刘渊、刘聪父子为代表的匈奴汉国，铁骑入关，踏破中原。享国仅仅五十一年的西晋王朝，顷刻间，在内耗、外患的夹击下，轰然倒塌。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许多西晋司马氏皇族，大批南迁，迁往江东，跟随西晋皇族南迁的，还有大量的北方士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给了琅琊王氏脱颖而出的机会，不客气地说，东晋，一个南渡的偏安小朝廷，之所以可以享国一百零四年，在江南营建半壁河山，恰恰多亏了琅琊王氏的扶持，根据《南史》中的记载：
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有矣。
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当然是王导，与谢安一样，王导也是中兴晋室的一代名臣贤相。
王导本身就生于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王览，是西晋的光禄大夫，父亲王裁，曾官至镇军将军司马。可以说，没有王导，也就没有晋朝在江东一百零四年的国祚，王导对晋室最大的贡献，就是拥立了晋元帝司马睿。
不过，司马睿当时还不是晋元帝，只是西晋皇室中一位普通的琅琊王，他们家三代世袭琅琊王。当时，由于“八王之乱”，中央权柄多次更迭，到了八王之乱的后期。“八王”之一，掌控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委派司马睿出镇下邳，就这样，司马睿便离开了北方，来到了南方。
由于司马睿的王爵是琅琊王，因此，他自然与琅琊王氏这样的望族，交往匪浅，尤其是王导。王导也看出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将来对自己，对家族都有帮助，很快，两人就结下了不小的交情。
永嘉元年(307年)，琅琊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于是，司马睿立刻征辟王导，出任自己的安东将军司马，两人“军谋密策，知无不为”。不久，司马睿便与王导一起南渡，到了建康。
但是，司马睿刚到建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况且，论资历、威望，司马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