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俱尔湾南面的日月山北麓，居住着许多番民。
其中有个首领名为贡布多吉，是这座山脉上方圆五十里最德高望重的首领。
他的部众和兵马都不多，只是众多纳马番的其中一支，每年给朝廷纳上良马四十匹。
能成为这座山脉的番民共主，靠得就是一个资历。
贡布多吉生于万历九年，今年已经四十九岁，是这片土地上难得的长寿之人，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次让多吉。
但是这座山上，像他一样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
贡布多吉的声望主要源于他十四岁那年，随父亲为皇帝效命参战。
那年朝廷发兵讨伐海贼火落赤，西川二十二部番民发精骑九百、马步七千，为官军进剿蒙古助战。
那时贡布多吉的族人们还住在日月山南麓，有很大的番民聚集地。
听闻朝廷调令，他的父亲聚兵四百奔赴河南地，伙同番民大军在西川四面邀击，一直打到白石崖，打得火落赤哭爹喊娘。
如今日月山上除了他，已经没有参与过那场大战的人了。
他的寨子也从田地更多、日照充足的南麓，迁徙到资源紧张的北麓，族人在大战过后的零星冲突中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七百余口。
其中还有几户是从西宁躲避夏税秋粮逃来的汉人。
这些年他们过得不容易。
从贡布多吉记事以来，他们就过得不容易，这些年是苦难格外多罢了。
作为天子权势尽头的熟番，他们每年要给朝廷上贡良马；而在离他们更近的地方，每年同样要给卷土重来的蒙古首领小拉尊上缴收成十分之一的添巴。
令人……不堪重负。
人们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他们七个官寨集结所有能作战的人，也只能凑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
在这一千多人里，大概只有二百个人能称得上是士兵。
可就在几日前，山里的头人们争相拜访他的官寨，诉说在山下的见闻——仿佛一夜之间，河谷里生出一眼望不到边的营帐，像高原上的野草，朝目力尽头蔓延。
河谷里有官军安营扎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官军。
名叫带刀子的人爬山进寨，问了他们丁口、纳马、添巴以及周边番部的情况后，留下一句话。
这里的土地从今天起都属于他的首领——一个叫刘承宗的人。
没有人知道刘承宗是谁，人们试着寻找俱尔湾百户所的旗军，过去他们常常靠贿赂旗军买来缴纳给小拉尊的茶叶。
但那些旗军被调走了。
留下的只有这些兵强马壮的军人，和日复一日在河谷中生长出的地窝子。
但头人们有办法对付素未谋面的刘承宗。
至少他们自认为有办法。
贡布多吉站在官寨三层碉房的长廊，扶着系有彩带的木栏，惆怅不安地望向山上。
他的官寨是一座修在垭口坡地的大寨，由几座木堡与数十座民居簇拥着高高的碉房。
远处山上的锣鼓铃铛响起，喇嘛带着巫师们穿起祖传的彩缎大袍，身背令旗，戴头骨制成的面具与头盔，挥舞各式兵器，围着几名将被处死的罪犯跳跃起来。
十余名穿厚实大袍的番兵高举鸟铳向天鸣放，庞大硝烟随山风快速消散。
那些鸟铳的岁数，都和贡布多吉差不多大。
它们有打造于万历年间最好的精锻铳管，和西北山民徒手削出奇形怪状的铳床。
有些铳管直接被拼在弩身上，还有几支在改造中由火绳枪退化为火门枪。
那是为朝廷征战带回的兵器。
他们在祈求神明降下冰雹，击退这些在河谷间安营扎寨的军人。
沉浸在巡视领地中的红毛马小队长并不知道，三十里地的高山密林中，有多少巫师为了用冰块儿砸他而拼尽全力。
刘承宗坐在马背上，摸着红旗马甲上的红缨，目光从碧空万里的天，一直望到雪顶不化的山，感慨着这里的美丽景色。
除了冷些，一切都好极了。
尤其是这里有西宁卫的军田，正好那些军户也种不过来，他已经让人挑了些好青稞种子给大哥送去，赶在入冬前播种，明年六月就能有收成。
现在他要去自己的军器局。
所谓的军器局还只是一片被划出的土地，就连地窝子都还没修完，但曹耀对制作军器急不可待。
已经抱着画半截的追风枪图纸跑去找师成我了，师成我架不住他骚扰，才派人来喊刘狮子，过去一同做下军器仪制的重要决定。
很快，他就能看见辎重营的地窝子了。
所谓地窝子，就是在地面以下挖出四方深坑，四面垒砖石或糊土为墙，只在上面修出房顶，门前做出土阶，作为节省木料的简陋居室。
因临近入冬，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建造可供全军居住的营房，只能出此下策，不过在修造时足够用心，保证了地窝子里的大炕都是有烟囱的火炕。
土司垄断西宁商业，对刘承宗来说也有垄断的好处，至少让承运去和土司们谈，就能弄到大宗货物。
这事在刘承宗脑子里很容易，而且认为自己能拿到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