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黑烟愈浓，边缘民宅碳化的梁柱终于撑不住沉重房顶，砖瓦哗啦一声就塌陷下来。
土围内炊烟已熄。
吃过饱饭的闲汉三五成群，在土围外抱着肚子巡视四处横尸的院落。
人们悠哉而满足，这敲敲那打打，试图从早已失去生机的村庄榨出最后一点儿财货，好满载而归。
十七辆木车摆在土围门口，过去它们是牛车、马车、驴车，如今牛马驴骡不见踪迹，统统成了人车。
扛到车上的麻袋沉重而饱满，车轮在黄土地压出深深车辙。
名为白鹰子的贼首走出土围，拧着眉头看向天光，松弛皮肤在那张黝黑面庞的脸上皱出深深沟壑：“烟烧了一个时辰，把尸首往路边收拾收拾，走了。”
他拍着手，提着裤腿一瘸一拐的走出两步，抬腿迈过具没穿鞋的尸首，回过认了认，蹲下反手抓向那张属于逃兵死不瞑目的脸，把着下巴仔细端详，往边上一推咧嘴笑了。
白鹰子也不知道这是自己落草的第五还是第六个年头，和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一样，都记不清了。
只知道最近两年，日子着实越来越顺。
他早先是绥德县农人都算不上的短工，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根本没家，只有一间驴棚。
但白鹰子年轻时是周遭乡里出了名老实有力的后生，谁家要出力气都找他帮闲。
后来从米脂娶了好婆姨，婆姨生的俊俏还勤快，就连日子都显得不那么辛苦。
家境一点一点好起来，成亲头年买了牛，佃了别人五十亩地，小夫妻肯在地里下死力气，地主瞧着也高兴。
成亲第三年，俩人有了自己的地、添儿女一双，家里也终于造了新窑，猪羊入圈、鸡兔同笼，日子就像那官老爷衙门里种的盆栽番椒一样红火起来。
住进新窑那天，白鹰子辗转反侧，有生之年头一次在床上睡，咋躺咋别扭。
睁眼到天明，脑子里想的全是婆姨说他们要攒钱了，攒钱将来送娃去社学读书考秀才的事。
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好不容易一年到头能剩下俩钱儿，逢年过节也终于舍得吃两口肉，又要给娃娃攒将来请先生的束脩？
何况他奶奶的，谁知道小祖宗是不是读书考秀才的料，给地主养马的小时候也开过半年蒙，有啥用嘛，还不是养马的。
他是狗一样的人，能生出秀才？
想归这么想。
想吃肉了就趁娃不记事偷偷打两下屁股，白鹰子还是依婆姨的意思攒起了钱。
这么几年过去，就在日子越来越好时，陕北闹了旱。
旱灾自己不会闹，闹起来的是旱灾下吃不饱饭的百姓，延安府各地都闹起了会社，白莲教和罗教打着忠勇会、忠义交、同仇社的幌子全都冒了出来，到处杀人。
白鹰子出门不敢走官道，麦苗在地里大片大片旱死，婆姨织的布也卖不出去，朝廷的税却不敢欠。
粮长在门外凶神恶煞，夫妻俩在门里抱头痛哭，哭完把老牛卖了，粮税总得交。
后来他听说，税其实不是不能欠，只是税分两种，一种是地方收了要交给皇帝的，好好跟衙役说，能欠。
另一种是地方摊派，衙役的薪水就在这里头，欠税他第一个不答应。
白鹰子后悔啊，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把老牛卖了，没牛，可就佃不到地了。
次年有了经验，他没交给皇帝爷爷那份，但即使是剩下的，也得卖了家里的地把摊派交上。
第三年老天爷开眼不旱了。
但白鹰子也没地了，甭管自己的地还是佃来的地，都没了。
又到交口税的时候，家里也没啥能卖的东西，终于动了给娃娃攒的束脩钱。
他让婆姨别难受，说咱家就没那出秀才公的命，他认。
就算认命，命也不放过他。
生活仿佛就是个轮回，他重新给人打起短工，攒钱糊口，买一头牛，佃五十亩地，买一亩地、再买一亩地，县里摊派要交，朝廷两税要欠。
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开战，每亩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七年，朝廷再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朝廷再增税两厘，前后共每亩加税九厘。
其实跟每亩产粮比起来，交九厘银不多，真的一点都不多。
多的是连年大旱的陕北，粮食歉收后的九厘。
后来天启年旱灾又来了。
人人咬牙度日，绥德卫的军户越来越少，山里的贼子也越来越多。
先是一家家存粮告罄，随后饿急了的人们三五成群百十成团的抢过路、吃大户，很快城外大户家也吃不到了。
人们把山上野草、路边树皮和白石头混捏成饼子蒸着吃，但这撑不了太久。
这个时候没有贼了，所有人都可能是贼。
这一年白鹰子没招了，前后欠了官府好几年的税，加上一年摊派，人又生得健壮有力，也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好欺负，他成了杀鸡骇猴故事里的那只鸡。
往年好说话的税吏弟兄都不见了，差役把他拿到官府，当着上百个欠税百姓的面用杀威棒断了左腿，为保住右腿，咬牙去借了高贷。
白鹰子瘸了、婆娘没地也没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