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德国红十字会。
劳拉穿着DRK的制服，右上臂佩戴着三角形臂章，表示所属管理区域，另一侧袖带有白底红十字，同时佩戴褐色的菱形臂章，上面是代表医生的白色扭曲长蛇图案。
她穿梭在散发着消毒水、酒精和夹杂着异味冲天的人群中，忙碌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在柏林医院。
劳拉申请加入德国红字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在战场上获得庇护。
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尤其是在资源紧张的后期，就算军队有特配的军医，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普通医生也是极有可能被抓上战场的。
而在二战时期，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德国女性，一个德国女性医生，可谓是叠满了buff，在战场上优先被击毙的是她，在俘虏营首先被羞辱的也是她。
劳拉可没有忘记在德国战败投降后，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柏林，那些苏军是怎么对待德国女人的。
她必须得处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
而瑞士是二战中为数不多的中立国，它在二战中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墙头草两边倒”。
在二战期间，瑞士人一个星期里有6天为纳粹德国工作，剩下的1天为同盟国祈祷。
这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性组织红十字会，在二战中完全保持中立，在战场上，《日内瓦公约》规定：有明显的白底红十字或红新月及红狮与日标志的医疗单位及其建筑物、器材和人员不受侵犯。
实际上劳拉在德国红十会的工作，除了每天治病救人以外，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那群纳粹分子。
从去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开始，希特勒在逐步实施他的侵略计划，对于医疗这种珍贵的资源，他认为“没有必要浪费在支援别的国家身上”。
DRK的组织徽章是一个带着白色纳粹卐字的黑色鹰，鹰爪抓着红十字。
这意味着在纳粹全面执政、以及德国对外关系愈发紧张的今天，德国红十字会已经从一个国际性人道主义组织，逐步受制于纳粹。
在二战爆发后的某一天，德国红十会完全有可能沦为纳粹的备用后援，作用也仅限于此了。
然而这是德国红十会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德国红十会的区域负责人菲力克斯正站在医院门口和一位党卫队成员吵得面红耳赤， “我不认为我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纳粹卐字袖带的党卫队成员手里拿着登记簿，皱着眉，非常不满地说道： “但你们不应该收留救治犹太人！”
灰色眼睛、一头卷毛的菲力克斯除了长得像流浪艺术家以外，还有着同样倔强执拗、多情善感的脑子，他说着激动起来，手舞足蹈。
“噢，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们怎么能看着有人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他们不过是些无辜的……”
上帝啊，快让他住嘴吧！
劳拉“砰”地把手里的托盘砸到桌子上，发出好大的动静，众人纷纷侧目看过来。
她随手把掉下来的碎发塞到帽子里，一路风风火火地朝门口走去。
“呃很抱歉长官，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这些‘无耻之徒’找到落脚地之前，总不能让他们在柏林大街上晃荡……嗯，影响柏林市容。”劳拉露出笑容来， “政府大度地宽限了这些人离境的时间，左右不会耽误长官您的工作，我们……。”
“我知道了。”党卫队成员抬手打断了她。
他看了一眼劳拉暗蓝色的衣领，冷笑一声，转头对菲力克斯说道： “一个低级的医生都比你更识时务，我想，或许这位女士比你更适合坐在这个位子上。”说着，他低头在登记簿上巴拉了几下，合上册子后对他们说， “你们最好在三天之内，给这些人找到个‘好去处’，否则我不介意直接送他们去集中营。”
“……”
劳拉看着党卫队成员远去的背影，顿了一会：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这种想法。”
“不，”菲力克斯摇了摇头， “你说得对，犹太人在德国没有未来，他们必须尽快离开，红十字会庇护不了他们太久。”
街上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劳拉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阿德里安行色匆匆，他身上甚至还穿着在军营训练的白色军官夏季制服，但已经来不及换了。
在驱车前往党卫队帝国保安局的路上，这种强烈的不安感，他只在1934年8月兴登堡元帅去世不久后，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布伦堡命令国防军直接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时，有过相似的感觉。
他大步走进大楼，径直往警察总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办公室走去，但没有人拦住他。
办公室大门敞开着，两个党卫军守卫面面相觑，后退了一步。
一个浑厚的嗓音从他身后响起： “阿德里安，我的男孩，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