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殿里，姜星火在第一个关于“时与法”的问题上短暂占了上风后，场面又在第二问题“农与商”上，陷入了僵持状态。 事关大明经济政策的转向与调整，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杂，稍有不慎就会让无数人因此失去生计，而对于廷辩双方来说，单靠道理，似乎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压倒对方。 毕竟，西汉的【盐铁会议】可是从二月开到七月.大明就算没有那么夸张，两个人在这里，按北宋【延和殿廷辩】的时长来看，也绝非短时间能够结束的。 “陛下，臣身为户部尚书，请求加入廷辩。” 就在这时，夏原吉忽然出列。 廷辩，从来都不是辩经那种1V1单挑模式，这时候既然关系到未来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明经济，那么几乎所有部门的大佬，都打算参与其中，为自己和本部门争取利益。 “臣请加入廷辩。” “臣亦是如此！” 夏原吉带头表态之后，立即引发一阵连锁反应，随后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纷纷要求加入这次廷辩，直到六部尚书都到齐。 蹇义、茹瑺.这些人虽然平日里鲜少说话，但每一个都是朝堂上的老牌人物，地位超卓。 他们这时，代表着朝廷各部的最高权力，在大明的庙堂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且他们手握着大量的资源，可以动用本部下属的各个层级，不仅能直接影响十四布政使司，甚至可以间接影响大明未来的走势。 此外，诸如许思温、乔稳、宋礼等侍郎，也纷纷表态要参与其中。 朱棣委婉地拒绝了众位大臣的提议。 “此事事关重大，除了国师、三位皇子、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的几位国公参与，内阁几人负责记录以外，其余人可以退朝了，廷辩转到奉天殿进行。” 皇帝的话，很快得到了满朝文武的认同，他们也觉得朱棣说得对，对就对在“其余人可以退朝了”。 虽然有人想旁听，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听个热闹，并不能参与或者说决定什么，而后续的会议纪要也一定会在《邸报》上发出来，到时候看看就好了。 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先去吃饭吧。 随着监察御史们的催促，早晨天不亮起来，顶着大太阳来回奔波数十里没吃饭的官员们终于解脱了，排着队离开了华盖殿。 事实上，召开小规模、高级别的讨论，而非将这个过程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符合大明帝国高层的心意。 毕竟廷辩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重要，根本不适合让其他人插嘴，甚至讨论的过程都最好不要让大部分人知道，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就交由他们这些做决断的人去操心吧，否则万一有什么纰漏，那损失就不知道是多少无可估量的东西了。 见到众人的反应，夏原吉暗暗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至少六部尚书留下的，力量对比反而没有那么悬殊，如果算上几位五军都督府的国公，那么甚至可以说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人数是基本持平的。 转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几位皇子也得以脱去冕服，换上了常服。 朱棣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开始吧。” 方才姜星火说完，按理该轮到了黄福，见姜星火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黄福理所当然地开口道：“理财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辩】亦有此论，司马光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国师所言，民富国强，与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何其相似，然王安石变法，结果如何？国家固然透支一时潜力，换得府库丰盈，然而北宋亡于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 这便是说，同样的国家经济辩题，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办法在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从而起到双赢的效果；而司马光的观点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赋税，从而利国损民。 如果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从结果上来公允地评价，也就是从变法之后的北宋财政与社会情况来讲，那么其实司马光是对的。 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确实不是做大蛋糕，而是与民争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敛财，虽然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朝廷创收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元丰年间比之嘉佑年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于朝廷插手青苗、均输等事项，反而导致了民间商业的萎缩，是典型的朝进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还是桑弘羊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