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自正统时, 就十分猖狂。当年，倭寇在浙江台州桃渚村，烧杀抢夺, 无恶不作, 甚至将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死, 以此为乐。王守仁被贬至南边后, 见此情形,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可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王圣人在兵法上的造诣再高，也不能凭自己单枪匹马去打倭寇。
南边海防废弛, 士卒逃亡, 战船锐减, 早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要修战船, 要雇佣士卒, 这桩桩件件都要银两。可那时的朝廷, 把目光集中在北边的强敌上，即便王守仁再三上奏, 大家都心知肚明他的难处, 可他最后所获的支持还是杯水车薪。
到头来，他还是只能靠自己来组织军队。他一面从所属各县的弩手、打手、机兵、捕快, 挑选骁勇之人，另一面从卫所军官中挑选武艺出众、有实践经验者, 加强训练，作为剿匪的主力军。朱厚照好歹给了他较强的自主权, 让他至少能在抗倭事宜上不受钳制。于是, 通过培养人才, 厉行赏罚，整肃军纪，他终于渐渐建立起一支可靠的队伍。在倭寇上在他的辖区上岸抢夺时，他能通过指挥军队，予以有力的还击。
但倭寇之所以为祸一方，就在于他们来去如风，杀了就走，抢了就跑。明军的战船和炮火又不怎样，所以导致这仗就和打地鼠似的，这边打了下去，那么又冒起头，始终无法根除倭患。
这缺粮少船的窘境，在时春到来后，才稍稍得到了缓解。倒不是说众人多么钦佩她的功绩，而是她的到来，意味着皇上的态度，意味着皇上在解决了北部的强敌之后，又准备向南边的匪寇磨刀霍霍。更何况，时春来此，自然不能是个光杆司令。她的背后，站着一位手腕强硬的权臣。兵部、户部和御马监，三方不知磨了多久，才凑了一批火器和军饷。
这时，抗倭军队才能够较大规模地招募民船，组建舰队。可民船的军事装备，与倭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中、日、朝三地海上贸易航线中的巨额利润，吸引着大量的亡命之徒。而这些人靠着刀口舔血的无本买卖，获取了暴利。他们拿着钱，在佛朗机人的手中，获得了战船制造技术和大量的新式火器。
那么，这时的佛朗机人为什么要把火器卖给倭寇呢？原因就在于佛朗机为了东南亚有一个贸易点，占领了马六甲。而马六甲亡国之时，曾派人通告宗主国明廷。明廷彼时正为鞑靼所苦，当然是没有时间精力帮助马六甲复国，但好歹不能让这个打了自己小弟的洋番大剌剌地登上大明的土地。所以，佛朗机人的舰队，被禁止登上陆地。
眼看着这么大的贸易蛋糕就在嘴边，可他们就是吃不着。佛朗机人怎能甘心，他们既不愿意直接和明廷这个庞然大物撕破脸，又不想一无所获，所以选择了迂回行事。他们转而支持倭寇，向倭寇出售火器，来换来倭寇抢夺的财物。
东西方的火炮发展，在最开始时就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火炮，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投石机的加强版，以摧毁城堡等空心结构的城防建筑。可东方的火炮，从一开始的发展目的就是为了打击蒙古，包括朱厚照在鞑靼草原上带去的一窝蜂、三眼铳和火箭等，都是追求轻便易携，火力集中。这种轻型的火器，来面对佛朗机人在海上的重炮，就变得不够看了。
所以，时春来后不久，就感觉到了一种窒息，这已经不是靠练兵就能解决的问题，技术上的差异犹如天堑，是她无论怎么练习武艺，都弥合不了的。她打算效仿月池在九边的做法，招募军匠来研究大炮。但大炮的制造，需要的经费可不是小数目。时春在月池身边这么多年，如何不知朝廷的作风，这笔银两向上要，是铁定要不下来的。
王守仁和她商议之后，将目光投到了福建、广东的富商巨贾身上。他们声称朝廷有意开放通商口岸，但是碍于倭寇作乱，所以一直不敢放松海禁，要是大家肯同舟共济，打退了倭寇，那么等通商口岸开放后，对大家而言都有天大的好处。
要知道，目前中土的白银产量已经降到每年只有区区四吨，经济越繁荣，反而导致的作为货币的白银更缺乏。而扶桑却将白银作为商品来出售。在明朝，一两白银大约值铜钱七百五十文，可在扶桑，一两白银却只要二百五十文。这其中存在的巨大的差价，人人都想将中土的丝绸、瓷器、香料运到扶桑，再用扶桑白银交换铜钱。可由于明廷的海禁政策，导致这样一块大肥肉，却只有少部分人能吃到。
如今的王守仁以左都御史的身份，总督两广兼巡抚，向这些大商人承诺，会给他们贸易乃至出海的机会。这谁听了能不心动。可空口无凭，商人不可能因他们的一番话就鼎力支持。即便朝廷一直放出风声说要开放广州和泉州两地，可只要肉没吃到嘴里，那就是一场空。更何况，朝廷的信誉，在大家伙眼中都是负数了。王先生和时春最终还是铩羽而归。
时春一时心如火焚，嘴上都起了几个泡。王守仁却仍然泰然自若：“莫急，莫急，机运难邀，百岁一时。饵已入水，愿者上钩。”
果然不出他所料，事情的转机，就在广州、泉州真正开关后，再加上明廷对佛朗机人的态度变化。
明廷自洪武年间就开始海禁。《大明律》有言：“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