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武下令：全部供应北门守军，其他人等……各安天命罢。十月。“蛇、雀、鼠、虫、糠、核、草、木、败革……一切可填腹之物皆食净尽”，终于，出现了“人相食”——“先煨死尸，遂烹活人”，贵阳城沦为人间地狱。至于张、黄二将，则早就开始吃人了。由于把持了城门防务，盘剥勒索出城逃难的百姓自是不在话下：每人缴纳一两黄金便许出离、没钱的抢了行李滚回城里等死、实在没东西可抢了，那就杀人食肉——“敕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命令部下士兵每天缴纳人肉若干作为任务——无论灾民还是原住民百姓，有些姿色的女眷大多被二将及各级军官们趁机强占，兵士们则包养娼户，交换的代价便是人肉！刘锡玄将黄云清称为“贪恶大将军”，并当面大骂：“黔人半死于贼，而全死于恶将耳！”时人有诗：孤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贵阳被围近一年，城内四十余万军民，至解围时，生还者仅两千人（一说两万人，后详）。当然有战死、饿死、病死的，不过，被守军吃掉的更多。到最后，变成官军直接入户抓人杀来吃。这帮官军不仅吃人，人肉还要卖钱：一斤人肉一两银，明码标价——相比之下，米则贵多了，一升米竟值银二十两！每到夜幕降临，烹煮人肉之火在城内四处燃起，贵阳城内无一处、无一夜不火光冲天。等到终于解围，城里活人剩的确实不多了。结合各种史料记载，个人猜测，军民合计两千人之说似更为确切，两万人可能是逃离的人返回后的统计数字。之所以做如此推断，理由有三。1、当时有记载：“杀一马可供一日之食”。最后阶段几十匹驿马全部被杀而食之，一匹马连皮带骨五百斤左右，维持最低限度供给，极限大概也就是一千名守军。2、贵阳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守城，以学道为监军登墙作战，另有五六百人值夜——据此估计，参与者至少千人。然自十一月十一到十二月初七，围城的最后一个月，所募儒生，此时幸存者不过数人，生存率仅千分之几、胥吏们哪怕日给米2合，也只有三人能勉强登城守卫。儒生（那个时代能供养读书人的家庭不会太差）和胥吏们尚且千不存几，百姓的生存率不可能比他们更高多少。3、另有记载，贵阳原有居民十万户，男妇四十余万，王三善解围后仅余两百余人。《熹宗实录》记之曰：“睢阳未足比烈也”！残酷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睢阳”“烈”在哪里？张巡守睢阳，吃了三万多百姓！三万多人被吃掉都“未足比”的“烈”……您自己想吧。尽管如此，二将的营里却还养着四五十匹马——都吃人了，为什么不杀马吃肉？笑话！万一城破，二位将军靠什么逃命？！贵阳都成了这样子，安邦彦为什么还不来攻？眼看快一年了，新抚王尔善到底在哪里呢？*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个例外，完全不合法。但急功近利又刻薄寡恩的崇祯因为信了袁画的“五年平辽”的大饼，起先并没有追究此事——在他的心里，只要能成此平辽大功，死几个武人算不得什么！此举彻底寒了辽东将士的心，最后毛文龙麾下的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全投了昔日的死敌皇太极，给这个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当然，等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失望至极的崇祯把袁崇焕下了狱，“谋款斩帅”最后也成了其死罪之一——这时候，朱由检又想起来这回事了！*这三位（李经武的原型叫李橒、史永安、刘锡玄）在贵阳围城期间确实颁布了《收养子女示》，善莫大焉。没查到原文，最后那条是我编的——因为我觉得该有这么一条保障，要杜绝以领养的名义把孤儿杀了吃……最后，这三位的功绩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明史》：“孤城卒定，皆橒及永安、锡元（古代没有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元”、“玄”二音相近，应为口耳相传后的笔误，这种错误在史籍中很常见）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三人之功“时议与朱燮元之守成都并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