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是：法老埃鸡、芭比伦两河、吠陀梵象、有周一代华夏。
所谓三千年古国、三千年之大变，一九零零年前推三千年年是不是公元前一一零零年即有周一代初建那个世纪呢？
时代在进步，挖掘在前进，于是乎更早的文明被探索出来，法老埃鸡还是原地踏步，芭比伦之前还有苏美尔-阿卡德，于是一举超越了古埃及，夺得人类第一文明发源地地位，吠陀梵象之前还有哈拉帕，对古埃及追赶之势明显。
也就是说，经过百年新发现，几大文明的排名变了，苏美尔-阿卡德-芭比伦两河，法老埃鸡，哈拉帕-吠陀梵象，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华夏文明呢？仅仅在有周一代之前加了一个有商一代，以及二里头，完全不像苏美尔、哈拉帕那样，与巴比伦、吠陀断代很远的古老。
还有一个原本非常靠后的古希腊城邦，因为克里特（米诺斯）、迈锡尼的挖掘，很多人将其提到与华夏文明竞争第四的位置上来。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苏美尔、哈拉帕、米诺斯跟巴比伦、吠陀、古希腊并非直接生成关系，何以用他们来加长古文明？若这样，真的可以把这次看到的凌家滩、贾湖、裴李岗给加到夏商周之前呢？”
大家一下鼓起掌来，这一看就是研究世界发展史的啊，许乐有点惭愧，自己现在光想着在国内的事儿了，还是没有走出去呢，两河、恒河啊！
随后大家就开始热烈了！
苏先生看着大家争论的热火朝天的非常高兴，他也开始说了起来，“大家知道我的观点的，我一直都是倡导满天星斗的理念，最后是共尊王主，从古国到方国到王国最后再到帝国的传承方式，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对于世界史而言，我们的古国时代其实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序列呢？如果单纯的按照标准而言，文字到现在最确切的保准是甲骨文，但是在古国时代其他的很多的因素我们都是具备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代表了阶层的分化，已经变成了独立的人了，并不是远古的公社的概念了，因此我提出一个标准，叫人类自我身份的觉醒即是文明的标志”，许乐听着先生这个论断感觉到很有意思，他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
随后听着先生说道，“而对于文明带而言我不多说，我想聊一下二里头的事情，二里头很尴尬，尴尬到到底是夏还是商呢，如果是夏除了绿松龙、城池和一些刻符，其他真正有意义的在哪里？如果是商，也不对明显是超越了商的规模了，但是我依然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遗址，只所以说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是基于历史记载，因为夏早期是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禹都）和新砦遗址（夏启之都）：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又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
《史记·夏本纪》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后羿，为东方夷族的一个首领，他乘太康无道、夏民怨愤，入居斟鄩，执政，拒太康于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鄩。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所以，二里头是夏朝都城是有历史记载根据的；其次，从考古发掘出来的传承关系来看：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周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与传承关系在商之前，二里头文化无疑对应的就是夏朝，所以，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都城是有考古学依据的。
但二里头为什么可能与商都有关系呢，原因就是遗址测年技术的误差，最新校正的碳十四测年，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一七五零到前一六零零年，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晚期，已经进入商纪年了（前提是夏商周断代准确），而史书又恰恰记载，有商一代立国之都，商汤的西亳也在洛阳偃师：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商汤）都亳，今豫州偃师是也。
《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
《竹书纪年》载：“仲丁之元年辛丑即王位，自亳迁于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按纪：尸乡在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也”。
所以，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都城还是夏商的都城遗址，由于测年技术限制与考古发掘资料有限，还未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第一个广域王权的文化，无论其是夏还是商！
所以说，基于以上的说法，我不建议将二里头成为夏墟，更应该称之为‘夏商洛城’或者叫‘夏商洛都’更为适合”！
当苏先生说完之后，齐先生带头，随后是许乐疯狂的鼓掌，先生就是先生啊，许乐到现在大部分都背过了，但是正史还没有背过几本，但是先生只有《括地志》、《国语》没有背过外其他都背过啊，在活学活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