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变成了在某些需要暴力维系的行当里相当说得上话的人。等我正经学会说话的时候，这个曾经在街上追贼的男人已经开始从恶中逐渐洗白成两手抓。
他上升的速度快得令人害怕，很难让人不怀疑一些不可言明的猫腻，可是在某个合资企业当白领的我妈妈感受不到他对自己的变化，也就完全不在乎他的职业到底变成了什么。
“你爸爸是个好人，Egal, was er tut.（不论他做什么）”她是这样和我说过，“Gott wird ihn segnen.（上帝会保佑他的）”
这我是不信的，准确地说从她离开我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不相信上帝了。那样温柔的一个人，一生活得像公主一样的人，却没有再得到上帝的保佑。
如果所谓的主真的那么仁慈，为什么不从病痛手中挽留她？
所以十岁的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么主不存在，要么主不仁慈。无论怎样，除了飞天意面神教外任何宗教都不值得我再去信仰。
妈妈的朋友很少，在小小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当年记忆中只存在于视频与电话中的外公外婆，他们想把我带回我妈长大的波恩，却遭到我父亲歇斯底里的阻拦。
“对不起，没能照顾好她，但这孩子是她唯一留给我的了！”那个脊椎里灌满了力量的男人跪在我泣不成声的外婆面前，头埋得很低。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爱意的人，在我不注意的地方，也许他们真的很相爱。
外公，如雕像一样的老人把选择的权力给了年仅十岁的我。
“我想去看看。”当年我也只能给出这种梦棱两可的回答。
看着骨灰盒上的照片我才真正明白我母亲很美，那张黑白照片上同时兼容着东方的韵味和西方的性感。可是那些都不再重要，我只能把她捧在手里，按照外公的意思带回她生长的地方。
到达波恩的时候正好是四月中旬，樱花映衬着哥特建筑真的很美，人们说着的语言我很熟悉，整座城市的氛围和母亲描述过的一模一样，然而对我而言，还是缺了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归属感。
和国家语言这些都无关，作为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混血到底哪个才算是我的祖国我自己也不清楚。在母亲离开那年我的德语比普通话还好点。我的归属感来源总是莫名其妙，又至关重要，多年以后的今天选择和大小姐坐在一起袒露心声也有这种不可名状的归属感作祟。
也就这样，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我与外公外婆道别，婉拒了他们万里相送的意愿，孤身一人回了上海。
打开家门的时候是个晚上，当时我被吓到了，本来整洁的茶几上放着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酒瓶横七竖八地躺在客厅里的每一个角落，母亲最爱的地毯上沾着已经凝固的血迹。我父亲蜷缩在沙发与茶几的夹缝中，面前放着几个空掉的烟盒和半包万宝路。
他手上包着绷带，似乎睡着了，也似乎是醒着的，总之我从没见过他那样颓废，那样萎靡不振。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在他身边坐下，抽出了一根烟点燃，我人生里第一次抽烟，被呛到剧烈地咳嗽。
“你回来了。”
我父亲抬头看了看我，眼睛里满是血丝。哭过？太久没睡？或是两者皆有。
“嗯，不会再走了。”不知是不是被香烟呛到，我哭着点了点头。
“挺好。”他也抽出香烟点燃，我俩就那样沉默地抽着烟，没有一点过多的交谈。
这也是后来三年里我们仅有的交谈。
成长到高中之后我才明白，老爹把我留在身边是因为对我妈妈深沉的爱，不再对我说什么则是因为他太容易在我身上看见我母亲的影子，也许对他来说，失去我妈妈真的是一辈子也无法缓解的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慢慢地理解他的工作。
其实我妈妈说的没错，在表面繁华安定世界里他也算得上秩序守护者中的一员。毕竟无论哪个时代，社会的阴暗面都会存在于常人不可见的角落，从街头上染着杂毛的混混到拥有完整体系的□□都是不受法律所控制的，而他这种人的存在其实是对更危险的暴力产生了应有的制约。
有些事情，光依靠警察真的做不来，像他这种负责居中串联起黑与白的人好像也不算太坏。
再后来我们的关系还是因为一些事情崩塌了，我拿到了妈妈的遗产，也从尹尘变成了尹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