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法庭的审判仅仅持续了两个小时。
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面包店新烤面包都还没有出炉的时候，陪审团中的罗马贵族们就已簇拥在“圣者”优西乌比的身后，走出异端审判所的正门。
“主教大人，这些年您都去哪了？”
“是啊，家父可一直期盼着能够再次聆听您主持的晚祷呢，每一次听您老将圣经,那都是一次对心灵的救赎....“
贵族们的恭维并非无的放矢。
只因为“圣者”优西乌比，堪称圣主教会最伟大的导师。
没有之一。
20年前，年轻的优西乌比只不过是西大陆一名“信仰途径”下的“圣光传颂者”。
其他神父只懂得张开双臂，机械性的宣读主教们编纂的“福音书”。面对农夫们的提问，他们大多无法做出精准的回答，只能以“神的旨意”或者“教皇大人口谕”来蒙混过关。
优西乌比和他们不同。
他是罕见的沉思者。
由历代教皇编纂的圣主教《箴言书》几乎全部都是教皇主持“神迹仪式”时，与圣主基督沟通时写下的神谕。
对于凡人来说,其中隐藏的信息极为晦涩。
许多研读多年的教会修士将大半生浸淫其中，也难以窥探其奥妙。
优西乌比将只有46页的《箴言书》加以自己的理解，编纂成一本354页的《箴言书注》，在每一段神谕之下引经据典，加入自己的理解。
至此，只有高阶神职人员能看懂的晦涩古卷终于走进寻常百姓家，让绝大多数西陆平民更加深刻的理解圣主教教义。
这还仅仅是他诸多贡献的一小部分。
在游历诸国的许多年中，他一边广收学徒，一边编纂新的神学典籍。
《论存在与本质》，《论自然的原理》，《论真理》，《圣主教神学纲要》这些书籍都由他的口述或者手写，被弟子们编纂成册。
在某种程度上，“圣者”优西乌比可谓单枪匹马开创出一个名为“神学”的新学科。
从此之后，许多教会内部的神职者开始认识到，圣主教会不仅仅有查理曼大帝所编纂的《圣经》，还有许多和《圣经》一样充满哲学思考的典籍。
而这些典籍，大多出自优西乌比之手。
单纯依靠写书,他的名声能够响彻圣主教会，但还不足以支撑他身披“红衣主教”的赤红长袍。
优西乌比能够站上圣主教修士的顶峰，他更加强大的依靠是遍布在西大陆各座大陆上的弟子们。
英格兰群岛主教之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静默姐妹会”的会长蕾蒂·伊文思是他的首徒。
高举火焰长剑，将旧日神灵全部赶入大海的圣教军“惩戒骑士团”团长温莎·昼日之焰，同样是他的弟子。
他的诸多门徒之中，能叫出名号者不下百人，但是其中声明最显赫者，莫过于成功将“圣主教会”传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大主教”哲·罗姆。
虽说绝大多数维京人依旧信仰神王奥丁，但毕竟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维京年轻人开始走进圣主教堂，面对12天使祈祷。
所有传教士都清楚，这从0到1的改变会有多难。
依靠众多强大门徒的加持，优西乌比就算想要竞选教皇，继承“格里高利”的名号绝非难事。但此时他毕竟已年过6旬，早已过了手持链迦砍人的年纪。
即便知晓教宗之内的诸多秘闻，但一生在教书育人中度过，年迈的红衣主教一无力量，二无精力。
只能依靠其他手段剪除此时生长在教会内部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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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庭归来后，古槐安与商君子带着“圣者”优西乌比，一同返回他们位于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大唐使馆街区。
从bc164年“张骞通西域”开始，东西方贸易已经开始。
彼时古罗马的国都还是罗马古城，汉代使者已经开始在这座城市之中购买房产，让所有在东西大路桥上辛辛苦苦行走2年的行商们能够拥有一处汉人的聚集地。
使馆的概念已经形成。
ad395年，罗马帝王“狄奥西多一世”临终前，将庞大的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日后的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
从东晋到隋唐，汉人的领土日益扩张，商人的腰包也逐渐充实起来。
君士坦丁堡内的汉人使馆从一栋楼阁开始，逐渐吞噬周边店铺。到了天宝年间，已经覆盖了一整条街区42间店铺。
因整条街道花团锦簇，尤其以大唐国花牡丹最为鲜艳，被罗马公民称之为“东方之门”。
整座街区全部由唐人的商号，酒楼，茶馆和戏台所组成，彻夜灯火通明。
安史之乱的爆发让东土大唐生灵涂炭，但却并没有影响到大洋彼岸的君士坦丁堡。
东方之门反而因为大量唐商的涌入而变得更加繁华。
原本1层，2层的木质楼阁纷纷被加高到3-5层，整条街道在商业街中鹤立鸡群，如同低矮灌木中生长起的锦绣玉树。
两位法家导师都是生性简朴之人。
刚刚完成削藩大业的东土大唐此时堪称百废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