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崇祯下了旨意，第二日的早朝，朱慈烺不用再去听政。 早朝上的疾风骤雨，倒是不用亲身经历。可想也能想得出来，在空口无凭的情况之下，那帮御史已然闹的满城风雨，如今有了确切的实证，自然要和崇祯论一论祖制。 虽然朱慈烺没有身临其境，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太子，在宫里也有一些耳目，这个时候，不断的将皇极门的情形传回到东宫。 如人们料想的那样，从早朝一开始，便有御史们发难，先是引出国家大义，又从三皇五帝说起，一直说到了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力证祖制不可擅改。 有了这些铺垫，接着便说起了南直隶的两道诏令。诏令里的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税擅改祖制，动摇国本，若是强行推行，与亡国何异？ 更有御史指出，这两封诏令未经内阁便发了出去，于制不合，于国无益，请皇帝收回成命，再下诏罪己，以安万民之心。 有御史们站了出来，当即有数十个大小官员站了出来响应，尤其是籍贯南直隶的官员，最先受到改制的影响，意见自然也是最大，一个个站了出来慷慨陈词，指出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税乃是祸国之策。 以往文臣和武将互相看不顺眼，这一次难得的保持了一致，一众文臣们说完，那些勋贵们也站了出来，一个个将太祖成祖搬了出来，为南直隶的百万生民请命。 不过在汹涌的反对的声音当中，竟也出现了拥护改制的声音。以翰林学士杨士聪为首的几个年轻翰林，引用了王安石的名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赞崇祯的英明睿智，并称若是改制能实行下去，必将开万世之功业，为万民所敬仰。 还有人翻出了前两日内阁学士方岳贡和范景文的话，指出当前的严峻形势，声称改制迫在眉睫，若是犹豫迟缓，最终落得政亡人息的下场。 内阁本来打定主意，在这场论战里保持中立，以示这些文臣都是自发上疏，并非出自内阁授意。 然而随着方岳贡和范景文被强行拉进了战圈，几位内阁学士不得不下场参与到了论战当中。 面对着群臣的诘问，崇祯一反易怒的脾气，既没有派出东厂拿人，也没有当场拂袖而去，始终是冷着一张脸。 一些时常跟着皇帝脸色行事的文臣，敏锐的发觉，崇祯似乎是做好了看戏的准备，眼看着朝臣们乱作一团，不但没有罢朝的意思，反而一直点着名的去问，时不时的还会发出几声冷笑。 这一场早朝，持续了两个多时辰，也没论出个结果。直到有人坚持不住晕倒在地，当日的早朝总算是告一段落。 朝野上的博弈偃旗息鼓，朝野外的较量却如火如荼。 在京城中，那些士子越聚越多，给朝廷施加压力，要求锦衣卫释放被抓的周钟和光时亨等人。 这些士子当中，有许多的复社成员，相互串联响应，在读书人当中，几乎达到了一呼百应的地步。 大明以八股取士，读书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甚。 自万历后期到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擅权，朝事混乱，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多有魏忠贤的死党。南直隶苏州府张溥、张采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是以联络四方人士，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其后数十年，复社发展迅猛，先后共计有将近三千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影响极大。几年的时间里，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从者几万余人，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国子监生员皆是自称是张溥门下。 其后随着张溥病死，复社的声势总算弱了一些。 即便如此，复社在士子中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不说吴伟业、侯方域等所谓的才子，如陈贞慧、方以智、冒襄等人，均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之后，诗词文章一流，在江南的士子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锦衣卫所逮捕的周钟，论才气自然比不上不及复社的许多人。然而周钟此人一向热衷于朝事，以针砭时弊为己任，是以年纪虽轻，借着直言敢为，竟也成了复社的领袖之一。 而光时亨自然更不用说，此人在朝中一向以正义敢言著称，不但敢与内阁较个高下，还敢当堂指摘皇帝的过失。 在士子当中，这两人一向被视为文人楷模，锦衣卫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人抓进了诏狱，这些士子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短短的两日之内，崇祯在士子中的名望可谓是一落千丈。 有士子将崇祯和商纣王帝辛、隋炀帝杨广等暴君相提并论，要去都察院敲响登闻鼓，以发天子之聩。 还有士子提议去围堵北镇抚司的大门，因没有人敢响应，只得作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本有些荒凉的京城竟莫名热闹了许多。在京中的大小酒楼里，每日里都会有成群结队的士子逗留其中，数落着朝廷的过失。还有士子干脆找书局印了不少的纸张，在大街上发给来来往往的商贾和百姓。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朝中的文武百官对眼下的困境视而不见，专心论起了改制一事。接连三天的早朝，都是吵闹的不可开交，原本针对崇祯的上疏，演变成了改制之争。 十之八九的朝臣均是反对改制，声势自然浩大。然而拥护改制的官员虽然少，却知他们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