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时分，太阳染红了西边的天空，暑热还没有退去，仍然像蒸笼一样笼罩着大地，连房前洒了水的泥地上，也升腾着令人难耐的热气。 谢阿大光着脊梁，古铜色的皮肤上泛着油汗，弓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可怜巴巴地对汤胜说道：“里长，前年让流贼（指张献忠的大西军）抢了一道，流贼去了以后，官府去年的夏粮秋粮、各种捐饷一升也没减，还没等到年底就断了粮，人几乎饿死，今春的种子粮还是跟举人莫老爷借的。这你都是知道的。如今又要加捐，早稻却还没有开镰，要让我去哪里弄米来呢？” 谢阿大今年三十二岁，长得却有些着急，看着就像已经四十岁了一样。 他是长沙府攸县神塘冲的普通农民，祖上颇有点田产，家境还算殷实，可是近些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力役银差变本加厉，靠种田为生已经入不敷出，家底便渐渐尽了上来。 十年前父亲生病，为了求医问药，他不得不开始卖田，父亲去了以后，接着又是母亲，直到大前年他的大儿子又病了多半年，几年来连看病带办丧事，家里的田产也就卖了个七七八八。 大儿子死后，他和妻子便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本打算再穷也供着读点书，好歹考个功名，也好跳脱出种田人这个苦坑，不成想，前年又遇到大西军攻打湖南，妻子和小儿子惨死于兵祸，如今便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最后的几亩水田艰难度日。 有过这种惨痛的经历，又整天风吹日晒地在土里刨食，面相上会沧桑一些也是难免的事。 “遭抢的又不是你一个！”听谢阿大提起流贼，汤胜心里也是一肚子火，没好气地说道：“难道我还躲过去了不成？” 他跟谢阿大同年，长得却比谢阿大年轻很多，只是两人同样消瘦，显出他也是个吃不饱的主，但跟谢阿大不同的是，他的家底不是被官府，而是被大西军掏空的，如果没有大西军，他本不至于落得这么一副尊容。 “所以才求你去跟县里说说呀，”谢阿大陪着笑，央求道：“哪怕缓一些时日也好。” “说什么说！”汤胜瞪了谢阿大一眼，“这次负责催缴的严道主，据说是奉了何总制（总督）的军令，一切以军法从事，厉害得紧！连县太爷——嗐！别说县太爷了，连府台（知府）老爷也只能唯唯诺诺——谁敢去触那个霉头？” 府台老爷都不敢吱声？谢阿大缩了缩脖子。 对他这个乡下的庄稼人来说，知县就已经是天一般的存在了，何况是总督、道员？当下不敢再求情，只是嗫嚅着诉苦道：“可是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办法呢？” “县里说了，实在没有粮食，可以折银。” “折银折银，说得轻巧！”听说是县里的规定，谢阿大的胆子不觉又大了些——历年来，拖欠些税粮的事情也总是有的——摇头说道：“别说米价那么贵，折银折不起，便是米价不贵，谁家里又有银子？” “办法总是有的，”汤胜皮笑肉不笑，说道：“告诉你说，这回加派的是兵粮，为的是剿灭匪贼。这原也是为了小民百姓好，不然就算打了粮食，还不是要遭抢？” “举人老爷不也遭了抢？”谢阿大有些愤愤不平，“也不能说是光为了小民百姓。” “啊呀，阿大呀，你可真是长了能耐了！”汤胜撇着大嘴，斜眼瞅着谢阿大，大声嘲笑起来，“就凭你也敢攀扯举人老爷？人家是中了功名的读书人，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古久就不用纳粮服役。你一个种田的泥腿子，扁担倒了不认识是个一字，也敢攀扯举人老爷？流贼还没到，举人老爷就得了消息，带着细软家眷乘船躲了出去，只损失了几石稻谷而已，却又算得了什么？人家财大气粗，抢你几石试试？” “是啊，举人老爷财大气粗，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腰粗，便是送贼人千八百石也是寻常。”谢阿大闷声闷气地嘀咕道。 “谢阿大！”见谢阿大越说越不像话，汤胜虎起了脸，“你哪来的那么多话？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你是想抗捐吗？” 抗捐？谢阿大吓了一跳，赶忙连连摆手，“里长，这话可不敢乱说！谁不知道我谢阿大是个本分人？怎么敢抗捐！这不是没粮没钱，愁得没法子吗？” “谅你也不敢！”汤胜冷哼一声，“你快想办法吧！限你三天之内，要么纳粮，要么折银，否则可别怪我不顾乡党的情面！” 说着，汤胜转身要走，谢阿大慌忙扯住他，说道：“别急着走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汤胜看上去很不耐烦，“难不成还要我替你垫上吗？我也是遭了贼的，垫不起！” “怎么敢让里长给垫？”谢阿大谄笑道：“可里长你是见过世面的能人，办法总比我这个乡下脑壳多，你就帮我想个法子吧。” 汤胜见谢阿大求他，正中下怀，狡黠地笑了笑，说道：“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教你个法子。米你肯定是拿不出了，唯有走折银这条路。不妨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典几两银子，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这却是说笑，”谢阿大摇头苦笑，“这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家里能典卖的早就典卖干净了，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不是还有几亩水田吗？把你的田典出去吧。举人老爷说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他愿意帮大家渡过难关。” “这怎么行！”谢阿大突然直起了腰，“最后的几亩田了，典出去我怎么活？” 他知道莫举人早就惦记着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