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莱温教授结束了“思想教育”，又说道：“对了，前两天一个女同学来我这里打听您，个头高高的女生。”
“应该是希尔德。”没想到她还去找我了。
“对，很没礼貌的一个姑娘，”他尖锐地说，“话里话外提到自己父亲在军需部。我告诉她，您到外地的医院实习了。”
“她不知道有保密协议，”我说，又想着替希尔德分辨几句，“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没必要解释，我是心理学教授，有自己的判断。”莱温教授打断了我，“接下来不要给我打电话，要打也要在集中營里由门格勒博士允许的情况下打。最后的报告给他过目，盖上他们的章然后由他们寄给我。”
我在电话这头无力地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强打精神说“好”。不过，既然他提到了“最后的”报告——
“您是不是说，我可以把报告完结了？”我试探着问。
他停了几秒钟，似乎在估算时间，“9月的第1周过后，就回来吧，到时候我会给那边发电报。”
总算听到点有用的。
这趟回去以后，还有两周要熬。这期间我每天除了工作，晚上都在织毛线。西贝尔原来的手艺生疏了，织到领口我请教了其他女兵。最终织出一个毛线背心，虽然没什么花纹，只是交错的大平针，但好歹袖口领口都还对称。
剩下的毛线，织成了四双毛袜。
我的日记本上并没有记录到特别的内容。也许因为白天的事一直都在挑战我的神经，一天下来我总是很累，晚上从没做出有意义的梦。唯一记录下来的，是第三周时去了一次教堂，圣马丽大教堂。
它位于克拉科夫的中央广场，是一座红砖哥特式大教堂。那天我想到集仲营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忍|受力也快消耗殆尽，想着教堂通常比较安静，进去参观一下，换换心情。
但是有党卫军在门口守着。几个士兵进进出来，搬出来三四个扁扁的木头框箱子，很小心地装到一辆车上。
一个党卫军军官在门口抽烟，他身边的教堂人员很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军官吐了一口烟圈，“大区区长说了，这是德国画家的画作，理应属于德国。”
看来箱子里装的是原本教堂里的画。
这位军官看到了我，“您是？”
我说自己是柏林来这实习的学生，然后就准备走。但他叫住我，检查了我的工作通行证，就允许我进去了。
到了教堂里面，我去看祭坛和彩绘玻璃。里面还有另一群人在，其中一个有近50岁的老年士兵叹道：“可惜祭坛上的东西，少了很多。”
我望向空空的祭坛，上面原本应该有不少金银器皿。也不知是被德国人拿走了，还是波兰人自己藏起来了。
“那我们做了这些，会有罪吗？”有个头上有点伤的德国士兵声音很小地问。
我嗓子不知为何发痒，忍|耐不了，咳嗽了起来。
正要回答的人吓得一个激灵，他跳起来，转身马上望向最高处的塑像，眼里都是恐惧，好像上面的人会走下来一样。随后他目光落下，看到了祭坛旁边的我。我向他们摇手致歉，他松了口气。
“凡事都依神的意志，定会得到救赎。”那年纪大些的士兵双眼发直，背书似地说。
我准备把其中两双毛袜送给这里的两位朋友，是两名犯人。
一个是那个说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尔。他有好几次路过我时向我微笑。后来他告诉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虽然我毫无印象。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年纪大点的叫弗兰克，回忆了一会说，“其实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较诚实，比较柔和。”
也许他们是受多了冰冷和残酷，把哪怕没有热度的关注，都当作了温暖。
安切尔原本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弗兰克和我是同行，他已经心理学硕士毕业，曾经在维也纳开心理诊所。
我说自己也来自维也纳，父亲还在维纳大学教书，他惊喜地说：“我听说过。他在维也纳大学教古希腊古埃及历史，我似乎还听过他的课……只是似乎有点记不得了。到这里以后有些记忆会模糊。”
“有时候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在这里只叫编号。”他指了指胸前的5位编码，“你要找我们就叫编号，因为没人叫名字。”
可当我把织的毛袜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弗兰克只是问我要了两只铅笔（我用过的铅笔头）和一些纸。
“我在偷偷写自己的书，”他说，又指了指安切尔，“他在试着写诗。”
“没有，还没写出来。”安切尔连忙否认。
还有三天我就要走了，这天下午，门格勒又要我听他讲解自己的实验设计思路，说到了人体某个部位结构时，从书柜里搬出一厚本解剖图册。
打开图册，我不由惊呼。
这本图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