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三年二十四日，丰国公戚金病逝广州定远侯府，终年七十七岁。
他这一生随其叔父戚继光、戚继美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着幽燕，哪怕之后戚继光和戚继美遭遇猜忌，他依旧屡建战功，入朝抗倭，带兵戚家军先诸将而登汉城。
萨尔浒之败后，他变卖家产，自告奋勇奔赴战场，在天启元年的动荡局势下，为大明抗住了后金的攻势，让朱由检有了发动复辽之役的机会。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朱由检想要覆灭后金还需要推迟几年。
是他和秦邦屏等人守住了辽东，大明才有了中兴的时间。
因此，当他病逝的消息传到北直隶时，朱由校下旨以亲王之礼将其厚葬，并追赠其为丰州王，谥号武襄。
只是，对于戚金生前最后一个请求，朱由校无动于衷。
蓟州兵变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大明朝史上，除土木堡之变外，从皇帝到百官乃至士卒都最不愿意提起的桉件。
为了掩盖这件事情的责任人，文臣们最后只能把事件的原委怪到了皇帝与所谓的南北军兵“矛盾”的“历史积怨”上去。
说的清楚些，蓟州兵变这件事情，直接镇压的是蓟州总兵王保，支持者是兵部尚书石星。
所谓戚家军，实际到了朝鲜之役前后，已经统称为了南兵，而支持启用南兵的，则是兵部右侍郎的宋应昌。
对于蓟州兵变的过程，在万历年间当时对此事的记载，依然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着明朝中央朝廷对蓟州兵变看法的《明神宗实录》，不乏批评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甚至将这起事件描述为“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
在内阁和万历皇帝本人看来，蓟州兵变就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屠杀，而作为事件的另一个视角，时任蓟辽总督孙矿和参与镇压的兵备方应选看来，这件事情似乎处理的于情于理。
在二人的着作记载中，他们也试图和南兵谈判，但由于南兵坚持讨要军饷而不欢而散。
之后便是熟悉的王保诈骗南兵，随后下令屠戮南兵。
在斩杀手无兵器的南兵数百人后，王保遣散了其余南兵，南兵只拿到了当年朝廷答应给他们军饷中的一半。
这件事情，蓟镇官员的记载和朝廷中央的实录记载产生了很大分歧。
结合当时大明朝的政治态势来看，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当时蓟辽总督孙矿和兵部尚书石星之间，围绕朝廷是否对日本议和封贡所造成的。
简单一句话，对明朝的官员来说，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党争。
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出于对明朝本身的利益考量，和基于自身对在朝鲜的日军势力、朝鲜情况的认知，原本在出兵援朝时态度积极的石星，此时一反过去，转而反对继续在朝鲜和日本作战。
石星认为与其在朝鲜继续消耗明朝的国力，不如在对双方关系问题上，明朝退让一步，以封贡议和换取日本不再侵犯朝鲜的承诺。
但是比起石星，朝廷上的其它大臣却主张坚决抗倭，因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所以，当石星在收到了南兵闹饷的消息后，他并没有立即处理奏疏，而是用拖延的态度来处理。
这么一来、南兵的事情就被一点点的托大，直到王保诈骗南兵，随后带兵镇压。
从前因后果来说，这件事情是朝廷的不对，但在这个时代，朝廷不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因此南兵即便被欠饷，也不能闹饷。
只要他们闹饷了，那就是兵变，就可以镇压。
镇压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让启用南兵，并且支持主战的官员吃瘪。
说白了，南兵是党争的牺牲品，而不是南北兵之见的牺牲品。
总之，这件事情涉及到几十年前的党争，几十年前的事情太过遥远，牵扯太深，就算要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话说回来，这桉子中的主谋石星早就在万历二十五年被万历皇帝下狱，两年后病逝狱中。
这件事情中主要镇压南兵的总兵王保，也已经在蓟州兵变后病逝。
至于其它参与镇压的兵马和将领，实际上他们也是南兵，只不过血统没有被镇压的这一支纯粹罢了。
这样的一笔湖涂账，想要拉扯清楚可就太难了。
更别提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万历皇帝本人也是半默许的态度。
戚金应该知道这些，他之所以让朱由校彻查，说白了还是想要为蓟州兵变的南兵平反。
但这件事情牵扯太深，朱由校要为南兵平反，那就是打了万历皇帝的脸面。
况且闹饷这种事情，如果不杀一儆百，那日后有人刻意效彷，那皇帝还能不能好好治理大明朝？
因此，在面对戚金的请求，朱由校选择了默不作声。
只是，他的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