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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一章 大邑窑(1 / 2)

首先被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小盘子。

而底部标签上贴的是“唐大邑蜀窑白瓷荷叶碟”。

碟子并不大,直径大约十五公分,形如荷叶微翘而撇口,颜色细腻白皙,釉面微带小坑,那是烧造时候些微的缩釉现象,文玩行内所称的“橘皮纹”。

张老将磁盘底部贴的小纸片掀起,发现底部满是火石红,从釉边的结合处看,能够看得出来这磁盘先是用红泥做陶胎,修胎之后,又用白土作为“化妆土”修饰了两层,得到白胎,再在白胎上施加草木灰釉入窑烧造,得到这个白瓷盘子。

最重要的,是碗底釉下还用青褐釉写了四个小字“天宝永昌”。

“这推断是不是有些草率了?”张老问道:“我记得有个说法,是所谓‘大邑白瓷’,其实只是杜甫的一种误读,因为蜀中大邑素不以白瓷著称,且大邑的窑址,不是没有被发现吗?”

“中国白瓷瓷器南北窑口,一般断定为三处,其一是北方体系,即唐代邢窑-宋代定窑-辽白瓷—后朝定窑一系如鹤壁,耀州诸多窑口。”

“南方一般以从元代JDZ枢府器卵白釉的烧制成功为起点,之后便是明永乐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

“此外还有一个分支,则是著名的福建德化窑的‘象牙白’。”

“我们蜀中曾在彭州发现过制作白瓷的瓷窑,一度曾经被误读为杜甫诗中唐代大邑窑的窑口,然而再经过残器,窑炉等研究后发现,彭州窑其实还是仿定窑一系的传承,是宋后的窑口。”

周至不禁竖起了大拇指:“张老对瓷器的研究够深入的。”

“别给老头戴高帽子。”张老摆手:“说说你断这小盘子的理由。”

周至笑道:“张老所说的这个‘大邑无白瓷’的推论,其实最早来源,是登录于《半岛晨报》的一篇文章,因为杜甫曾经有一首诗作,叫做《咏大邑瓷器》,一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对吧?”

“对,文章里论证了这首诗,认为乃是‘孤证’,大邑既无窑口,也无实物佐证,因此是作不得真的。”

周至笑道:“可是这所谓孤证,乃是文章作者见识不广之故。”

“这却如何说?”

“首先我们来考证这首诗,关于它的注解,清乾隆版《大邑县志》卷二《人物·流寓·唐》中,关于‘杜甫’词条记录得很清楚:大邑距崇庆州止一舍。少陵至州治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有‘大邑出瓷轻且坚’句,详见艺文。”

“文中‘舍’为古代计算里程的单位,即三十里。‘邑令’指县令。大邑县令韦班是杜甫友人。诗中‘哀玉’形容瓷器碰触声音凄清如玉。诗里说,大邑烧的瓷器重量轻、质地坚韧,敲击声响如玉,名传锦城,比霜雪还洁白。”

“由杜诗可见,杜甫向大邑县令韦班乞瓷碗在先,访大邑瓷窑在后。”

“而历代学者对杜甫咏唱的大邑白瓷都深信不疑,持肯定态度。JDZ人蓝浦的《JDZ陶录》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其卷七‘蜀窑’一节记述: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

“‘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

“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邛州志》卷三十七也载:少陵至州东阁观梅时,过大邑,晤邑令,访瓷窑。”

“杜甫所作《寄邛州崔录事》诗,表明杜甫与邛州崔录事关系十分密切。他从崇州到邛州,大邑是必经之地。民国时,邵蛰民、余戟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云:“蜀窑唐代置,在蜀川崇州大邑。所造器体体薄坚致,色白声清,亦名‘大邑瓷’。”

“杜甫七五九年岁末到成都并居住数年,大邑置县于唐咸亨二年也就是六七一年,杜甫七六零年在蜀都写《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是大邑置县九十年年后所作。所以杜甫与大邑县令会晤,造访瓷窑,与‘邛州崔录事’交往的时间,都在他寓居成都之间。从创作时间和文献史实考证来说,一是杜甫诗作行迹和史政相符合;二是历代记录,也无质疑之声,说明唐代蜀中产白瓷,原是毋庸置疑的。”

“那篇文章还认为,大邑瓷窑没发现遗址,这也不符合事实。”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专家杨啸谷先生,就在《华西文物》创刊号上讲到‘大邑窑’:最近在大邑东关场土中掘出窑王像,上刻有款曰‘大唐天宝三载六月四日唐安郡晋原县德信里永昌窑敬造窑王像’,共二十七字。有原来的白釉挂在上面,始知大邑的瓷窑,唐时有名永昌窑者,在今崇州东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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