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亮，太阳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伟大思想闪金光，光辉普照天地红……唉！你怎么不唱呢？”
直到被人用胳膊肘轻轻顶了一下小臂，我的思绪与目光才从黑白交替的原野上，被一同拉了回来。
大兴安岭的冬天，就如同一幅刀刻的木版画，每一笔都带着棱角。
林海苍茫，雪岭冰封，天地一片肃杀。
即便在众人的红歌声中，我依旧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苍凉之感。
而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一名裹着围巾、扎着麻花辫子的女青年。可我看着她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时，却一时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大概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多数都是这样的装扮。
唯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恐怕只有对方那一身工装棉袄，多半表明她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而对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工人”二字就已经不普通了。
犹记得母亲和弟弟妹妹送我上车的时候，同行的不少知青身上都是戴着大红花的，可这种荣誉却轮不到我。
由于我们家成分不是太好，以至于上车的时候我就像是做了什么错事一样，躲在人群后面回避着家人的目光。
后来被分配到这里，我甚至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看着我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对方又继续问道：“嘿！和你话呢，怎么还哑巴了呢？”
“哦，我！”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解释，卡车突然的颠簸让所有坐在车斗中的青年们如同簸箕筛糠般左右摇晃，而本就参差不齐的歌声也就此戛然而止。
“我说小王，你就别为难他了，他那嗓子唱起歌儿来跟斗鸡杀鸭没什么区别！咱就别让毛主席他老人家见笑了。”
坐在我对面五大三粗没脖子，明明二十出头却看着像孩子都有十好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朱开，也算是我的半个发小。
为什么说是半个，那是因为这小子十四岁的时候就瞒着家里偷偷跑到外地当兵去了。因为本来人长得就老成，所以也就没人怀疑他的年龄。
后来被家里人逮回来的时候，听说在部队里都快混成排长了。虽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也够他在我们那一片儿吹一阵牛皮了。
“叫谁小王呢！叫同志！”坐在我身边的女青年杏眼怒目，指着朱开颇为嫌弃地说道，“我们很熟吗？以后请注意你的言辞！”
“哎我说王慧琴，当初在镇上集合出发的时候，是谁非要挤着抢着和我们坐一辆车的，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然而朱开的话还没说完，卡车又像是在浪涛上打滚儿一样，连续颠来覆去了几次，别说同行的几个女同志了，就连我这个大男人都被颠得晕头转向。
而这时朱开一边拍着铁皮围栏，一边叫喊着：“哎我！这还没到地儿屁股都被颠成八瓣儿了！师傅，咱能悠着点儿吗？”
坐在副驾驶戴着狗皮帽子的中年男子从车窗探出头来，摆着手大声回道：“现在叫苦可没用，这还没上山呢！一会儿把裤子都拽紧了，腚沟子掉出来可就丢人喽！还有，别叫师傅，要叫同志！”
此话一出，男人们都是哈哈一笑，不过几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知青可就红了脸，个个低下头羞得不敢言语，而坐在我身边的王慧琴也偷偷夹紧了双腿。
刚才说话的，是我们这群人的领队，也是大石村的民兵连长，名叫孔安顺。为人豪爽直言，是标准的东北汉子，听说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腿伤中了一枪，这才回老家当上了民兵队长。
因为此人有一副标志性的连鬓胡子，所以我们这些知青背地里都管他叫“大胡子队长”。
而大石村、小石村是大兴安岭夹山沟地区平和乡下的知青驻点。平和乡有一处伐木的林场，那里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插队的地方。
说起来我们这一行一共十人，包括司机一人，还有民兵队长孔安顺和两名工人师傅，以及我们六名知青。
本来我们这些人是明天才进山的，但正好赶上伐木场的两辆运输车要到县里面更换轴承，并从县里拉回一些营地物资。
于是孔队长就跟司机打了个招呼，让他捎带上我们一段，否则第二天我们只能坐着马车进山了。
而六名知青中有两名女青年，所以孔队长就安排两名女同志到前面去坐副驾驶，但谁都没想到王慧琴不仅一口否决，还主动上了我们的这辆车。
她不坐，同行的另一名女知青就也不好单独去坐副驾，所以我们这六个人索性就挤上了同一辆卡车，而另一辆车则载着两名工人师傅和物资在前面先行一步。
孔队长把我们送到平和乡后，他就要转去大石村。而我们这六人也被分成了两组，一组跟着孔队长去大石村村民家住下，我和朱开，还有另一名女知青则被分配到小石村。
另一名女知青名叫乔亚宁，同样扎着麻花辫子，长得虽不说漂亮但却十分白净，一看就知道是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