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日，大运河上的中心城市之一的汴州的渡口岸边，刚刚经历了一场厮杀。
是当地势力之间的角逐。
被当场砍死的有一百多人，鲜血顺着流进运河，周围的人都不敢靠近。
还有一些被砍得皮开肉绽的人，捧着撒出来的盐，手忙脚乱地装载。
汴州的人很少看见渡口有这么明目张胆砍人的，最近的频率却高得离谱。
其实不仅仅在汴州，扬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是以颜真卿的行事风格，扬州治安管理得非常严格。
这都说明了一件正在影响大唐政局的事情正在发生：精盐的快速流通。
任何一个划时代的东西出来初期，都会造成极大的震动。
因为总的利益是恒定的，利益集团必须行动起来，抓住先机。
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冲突。
从五月开始，苏州、常州到扬州，再到汴州，便宜的纸和书籍堆积起来，还有更加便宜的布匹。
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盐商闻风而动。
为了精盐，彼此之间杀得头破血流。
只是这些地方上的利益之争，对于帝国的皇帝来说，微不足道，长安尚未察觉而已。
不过到了五月十七日，汴州刺史薛涛给李隆基上奏了一份奏疏，陈述了汴州渡口杀人的情况，提到了一种以前并未见过的精盐。
但这份奏疏，在一段时间后，放到宰相府，被李林甫认为薛涛是为了邀功，有意夸大其词。
这并没有引起李林甫的重视，不过为了严谨，李林甫还是让薛涛送一些到长安，又安排王鉷去处理这件事。
毕竟堂堂帝国宰相，日理万机，怎么会把精力过分放在这种事上呢？
倒不是说精盐不重要，而是说李林甫并不认为精盐可以大规模量产。
大唐有产精盐的能力，只是方法极其复杂，李林甫认为汴州出现的精盐也是用那种极其复杂的方法造出来的，不具备普世性。
甚至连满足贵族的需求也无法做到。
这就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严格地来说，李林甫目前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关东旧贵此时的态度上。
自从崔皓死在江东，崔家开始给郑家、王家、卢家写信，还给博陵崔家、赵郡李家写信。
五姓七望，就差陇西李家了。
这些家族先后开始表态，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给地方太守施压。
例如清河郡太守就在五月奏疏，愤怒地痛斥了李倓身为皇室，残忍杀死崔皓的恶行。
随后，清河郡八县县令先后上奏疏。
与此同时，荥阳郡太守，以及荥阳郡七县县令先后上奏疏。
此后赵郡太守，以及赵郡八县先后上奏疏。
还没有完，到了五月下旬，博陵郡十县，全部开始发声。
随后范阳卢氏也开始表态。
一场针对李倓的暴风雨，席卷了河南、河北。
五姓七望，有五家站了出来，其影响程度空前。
这件事足以震动整个朝野。
“哈哈哈！”安禄山大笑起来，他对当初李倓羞辱他一事，一直铭记于心，“建宁郡王，你也有今天！”
高尚说道：“大夫，那建宁郡王把纸张的价格压下来，就犯了大错，之前我就预言过，他那样做，迟早会触犯中原那些世家的利益，如此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一边正在喝酒的史思明说道：“这建宁郡王是太子之子，太子这一次恐怕坐不稳了！”
安禄山直言不讳地说道：“太子殿下一直与我不对付，他被废，正合我意！”
准确地来说，在前几年，安禄山还并无反意。
甚至在他刚担任范阳节度使的时候，也没有反意。
区区一个军镇的节度使，就敢造反，除非脑子坏掉了。
但安禄山是个政治投机客。
他造反的野心也是逐步增加的。
例如他选择跟李林甫站在一起，拼命得罪太子，就必然导致他走上造反的这条路。
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李隆基一手造成的。
因为李隆基为了防太子，严禁边关武将亲近太子。
安禄山既然是投机客，当然就会和太子交恶。
当今皇帝又年事已高，和太子交恶，等同于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上班，随时可能人头落地。
所以，安禄山有他必反的理由。
还是那句话，军事的政治的延伸。
安禄山的畸形存在，就是大唐天宝年间政治畸形的延伸。
如果单独分析李隆基和安禄山，会发现李隆基蠢得要死，安禄山好像也没聪明到哪里去。
但若是整体分析，就非常通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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