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大明泰州学派的代表，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心学的分支，也是一种删减的曲解，只讲心性，主打的就是赤手搏龙蛇，我想我能我可以所以我自由，这种心学的风气是不符合王阳明心学的本意，但凡是看过传习录，就会对这种无限制的自由嗤之以鼻。
大明的贱儒，最离谱的就是晚明时候，莲台诗社的笔正，大明的户部尚书倪元璐，大言不惭的说：授之笏必击贼，予之五万师横行塞上！
就是给他权力，让他带着五万人，到塞外都能打败已经完全坐大，接连拿下了萨尔浒、抚顺、辽阳、广宁大战胜利的建奴，倪元璐主打的就是一个墨兵为战，指点江山于笔锋之间。
那时候的建奴，已经是洪台吉当家，僭越称帝，自号鞑清了。
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只讲心性的学问，其实目的就为了一个，无限制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也是贱儒要极力反抗万历六年两条新政的根本原因，
矛盾说是模因污染，是一种不可触碰的学问，但凡是读了这个学问的人，都跟着了魔一样，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思考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并且会下意识的去践行，这已经无数次被证明过，矛盾说真的不能读。
万士和、王崇古、范应期、王家屏，徐阶的儿子徐璠，都是读矛盾说读魔怔的人，这些本身和皇帝对立面的贱儒们，身体力行的告诉了天下读书人，读了矛盾说，就会变成投献谄臣了。
朱翊钧当初一榔头一榔头的敲在张居正的思想钢印上，硬生生的把张居正的思想钢印敲得粉碎，最后从一地狼藉的破碎之中，得到了矛盾说，这是朱翊钧想要的思想武器。
张居正其实已经失去了恭顺之心，他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张居正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朱翊钧前往宜城伯府以弟子礼去见张居正，这是违背了张居正一直以来君君臣臣的思想钢印，张居正拒绝了一次，后来就没再拒绝了。
因为张居正也认为自己该受到这份礼遇，他真的做了很多，在主少国疑的时候，他没有让国家继续恶化下去，而是在巨大的财政困难之下，用五年的僭越神器换到了大明中兴的基础和一个合格的帝国继承人，他不求陛下额外的宽待，皇帝硬要给，张居正也不拒绝。
其实张居正并不知道，朱翊钧除了太师、宜城伯、侯、公这些之外，底线其实是给张居正个明摄宗的庙号，自古只有君王才有庙号，朱翊钧已经很克制了，他也只能心里想想，真的那么做，明天就看到张居正的讣告了。
而算学，这东西更加不讲道理。
推广算学，意味着儒学士要服从万物无穷之理的客观规律和数学法则，物理上的法则，这种法则不是人为的，而是人们在不断的探索中发现的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世界的发展就不再是他们的主观臆想了，他们将不再自由。
服从于无穷万物客观规律，和我想我能我可以所以我自由的魔改心学，是极为冲突的，一个重视形而下不否认形而上的学说，和一个崇信形而上而否定形而下的学说，必然产生冲突和矛盾。
这就是万历六年伊始，
这个矛盾，不可调节。
朱翊钧在给南衙缇帅骆秉良的书信里，将这个矛盾说的非常清楚，同时告诉骆秉良，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推行南衙迁富户充实京畿的政令。
朱翊钧从来不反对自由，他甚至崇尚自由，他至今做的一切事情，不过都是为了恢复自己的自由，而不是被拘束在小小的皇宫四方城里，一抬头就是宫墙，他不住乾清宫，他喜欢去京畿的北土城北大营，他喜欢去南海子慰问墩台远侯的亲眷，他喜欢去天津卫看百舸争流、千帆竞过，他喜欢去永定河畔，看永定河畔无定骨日新月异，他甚至喜欢看燕兴楼魁刘七娘生活的改变。
朱翊钧不愿意被拘束，不愿意被定义，他崇尚自由，但是他从来不崇尚无底线的自由。
自由不是无底线的，不是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完全的、彻底的、毫无底线的、毫无顾忌的、没有任何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个人、团体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这种自由只会造成无序、混乱和失控，在这种风力舆论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根据自己的欲望，随意的使用暴力，让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作为皇帝，朱翊钧是不能坐看大明朝变成那个模样，他需要将大明维持在一个相对有序、公平和平等的状态，减少压迫和朘剥，哪怕他做不到最好，但只要能做一点点，大明的天空就能清朗几分。
最大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一种有序的、公正的、平等的自由。
这就是朱翊钧对自由的理解。
南衙缇帅骆秉良、应天巡抚潘季驯、松江巡抚汪道昆、松江总兵官陈璘、南衙兵备太监张进、松江镇提督内臣张诚，南京礼部尚书潘晟、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张岳、松江造船厂总办郭汝霖、赵士祯等人，齐聚南衙应天府衙门，他们接到了皇帝的圣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