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作为皇帝，从来没有宣布过可以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有些污蔑，是必须要用雷霆手段去打击，见到一个杀一个，绝不手软。
因为这种污蔑，在动摇帝国的两大根基。
朱翊钧的皇权的最大支柱和现在新政推行的最大基石，就是以‘上报天子，下救黔首’为核心理念组建的大明京营，他作为天生贵人，每天都要前往京营操阅军马，风雨不辍，其根本就是维护这块基石的存在。
张居正曾经系统分析过历代新政的失败原因，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张居正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作为新政的推导者和制定者，必须要掌握军事力量，这是掀桌子的能力，如果看北宋和南宋的若干新政和反复，就会发现，推行新政的王安石和范仲淹，从来没有掌控军事力量，而嘉靖新政也是如此。
嘉靖皇帝虽然对京营进行了改制，但是从来没能恢复京营的攻伐能力，这源于嘉靖新政的二十年里，一直不存在较大的军事危机，对于耗费极大的京营，嘉靖皇帝始终没能意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等到西北边患和东南倭寇的时候，嘉靖皇帝已经失去了锐意进取的雄心壮志。
其次，作为帝国的掌舵人，一定要清楚的、明确的表达自己新政改革的目标，根据目标，选择正确的路线，在若干个决策之中，路线，就是所有决策选择中的重要参考标准，让大明再次伟大的核心目标，必须要依托大明最广大的百姓才能实现。
历代新政的目标其实都很明确，在路线选择上，则出现了许多的偏差，比如嘉靖年间，老道士选择的路线，更加偏向于朝堂的狗斗，这也是革新派的局限性，将目光着眼于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
这是作为帝国船长必须要明确的两件事，军事力量是戎，目标路线是祀。
国家大事，在戎在祀。
朱翊钧之所以可以做到杀人，当然是因为他平素辛苦操练武艺，在武道天赋不是很出众的情况下，赶上了天生将种的水平，所以他才能将人的脑袋砍下来，同样也是因为京营和当下内阁的鼎力支持。
对于越来越暴戾和激进的皇帝，张居正并没有规劝，因为这是最好的处置方式。
平倭记对戚继光本人、戚继光率领京营的污蔑已经引起了京营的反应，戚继光的刀从不向内，所以他在各种杂报上，以实名反驳了平倭记的种种。
朱翊钧作为皇帝，必须立刻马上做出反应，安抚京营躁动的情绪。
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亲自手刃一名贱儒这件事，京营立刻变得安静，而且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陛下他真的，有事陛下真的上！
这种崇敬会转化为忠诚，最后变成狂热。
任何关注这件事的所有儒生，都如此清晰的知道了，陛下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朱中兴这个笔名，大家其实都很清楚，无论是明摄宗张居正还是皇帝本人，都代表着帝国的意志，而反驳朱中兴劳动图说的供需图说，被朱中兴所吸纳，最终成为了物情论，让许多人雀跃不止。
但是皇帝亲自手刃贱儒，又明确划出了底线，很多事儿大家都可以说，但是污蔑以下救黔首为核心的京营，是绝对不可以污蔑的。
它真的太特殊了，特殊到值得朱翊钧亲自动手去维护它的存在。
在万历年间，在这个世界还广泛处于蒙昧的时代里，这样的一支军队的存在，是照亮黑暗的一束光。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朱翊钧用自己手里的刀，来维护京营的名誉，而京营军士用他们的忠诚来践行陛下的志向，完成让大明再次伟大这一宏伟目标。
朱翊钧在文华殿的偏殿召见了张居正，将《物情论》放进了
“先生不批评两句吗？陈友仁的案子。”朱翊钧对这件事的落幕是感到意外的，连个伏阙的都没有，让朱翊钧准备的弹药都没打出去。
有些怪异，这么暴戾的事情发生，居然没有任何人伏阙，胆子这么小，说自己有骨鲠之气？
张居正颇为淡定的说道：“臣以为陛下做的极好，陈友仁的名字大抵起错了。”
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立规矩的做法非常赞同，戚继光是戚帅，只要他还当大将军，就不能做出进一步过激的反应，否则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中。
京营的名誉需要维护，戚继光本人是本人，而他的名字是一个符号，由下救黔首的意志所凝聚而成。
陛下出手果断狠辣，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皇帝已经调查清楚，直奔书社，砸了那家书社，砍了摇唇鼓舌之徒。
张居正不太赞同谭纶一味的激进，但是张居正不同意完全的保守，完全的保守还当什么革新派？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
小皇帝现在还小，再大些就知道了，作为皇帝，朱翊钧的权力是无限大的，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权力，就是张居正作为帝师的重要工作。
这个立规矩的手段，张居正是极为赞同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