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读书人不读史书，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头，说到不读史，就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朱熹，这个朱程理学的圣人。
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有《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春秋时候鲁国的国史。
而围绕着《春秋》这本国史也有补充、解释、阐发的传，也是儒家经典《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朱熹认为《春秋》就够了，对于左传的态度是：左氏乃一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有错。
就是说《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个小人，他的每一个字都不符合三纲五常的大伦，都是错的，自此之后，春秋的三传也被完全开除了儒家经典的行列。
朱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郑思肖，将这一概念从左传，延伸到了所有的史书之中，说：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
到了这里还不算完，到了元时，将史分为“圣人之史”和“史臣之史”，圣人史就是《尚书》和《春秋》，元代儒生更加明确的指出：自有《尚书》，二帝三王之治，灿若日星，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论，不嫌于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余皆可以论而不议。
尚书和春秋是圣人的史书，就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被认为是帝皇王霸之迹，不值得一提，从《春秋》之后的史书，都不用读了。
这就是当下大明朝读书人，凡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中庸、大学，再读尚书、春秋、礼记、诗经和周易，若未彻读四书五经，就读史，心中便没有权衡，多有疑惑。
别说大明国史的实录了，就是《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之类的都不在必读的名单之上，更别提朱翊钧一直在学的算学了。
朱翊钧读史，张居正给小皇帝的教育中总是总结历代的兴衰与教训，告诉小皇帝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比如张居正就一直在反对小皇帝用重刑对付科道言官，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大明重要的纠错力量，伤了耳目之臣，的确会伤到根基，这是以史为鉴的，历代明君，莫不是良言嘉纳。
至于如何从信息海里筛选出良言，良言的标准是什么，张居正也教给小皇帝了，那就是真实，若是不基于事实说话，那就是虚伪，那谏言，就要认真分辨。
侯于赵说话，就是这般，基于事实，这可能和他的天性有关，这不是小皇帝给侯于赵定性。
而是侯于赵的奏疏本就是这样，比如他请小皇帝召开朝会，就是基于事实，皇帝不上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神龙见首不见尾，隆庆皇帝更是连辅臣都不见了，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
朝臣见不到皇帝，皇帝见不到朝臣，是真实的问题，侯于赵也考虑到了君上年纪小，说每月初三开一次。
而这次，他的奏疏虽然还是一堆的废话，但是说的还是真实情况，论首级功，不客观，不能真实而清楚的反应出战场的情况，守城不是功劳吗？拒敌不是功劳吗？完全只看首级的战争，也不符合仁德之学。
所以，他谏言：把军功分成五等，再把破阵、攻城、夺舟、招降这四种单独列出来作为一种奇功存在，让功劳不再唯首级论，而是以战线论、以目的论、以事功论，只要达到了战略目标，那就是胜。
“侯爱卿是怎么想到这个的？”朱翊钧大感惊奇的问道。
侯于赵沉默了许久，他其实想做个普通的科道言官罢了，但是陛下问，他也只好俯首说道：“臣从戚帅兵书上看来的。”
“戚帅忧心国事，臣以为首级功有几个弊端。”
“
“比如在边镇，有些地方，虏夷本已经归顺，冲入夷民居地，大肆屠戮，边衅又起，狼烟遍地，杀边境夷民、杀敌军降将、杀部落幼男，甚至是杀胡虏掳掠我大明之人，略见不鲜。”
朱翊钧颇为认可的点头说道：“嗯嗯，戚帅说过，之前在东南平倭，有军兵为了首级功，连倭寇裹挟的百姓都杀，最后胡总宪也是没办法，以剿抚兼施，分化瓦解为战略，才确立了只有倭人首级为军功，这才算是结束了这种乱象。”
“侯爱卿这兵书读的精，你继续说。”
侯于赵俯首说道：“
“这首级功，就成了阿附权豪的工具，也变成了一种买卖，更变成了朘剥，军将苛责军士，而后将首级卖掉谋利，权豪弟子买点首功，就能走马上任，却是毫无任何的武艺傍身。”
“长此以往，那我大明军士气何在，军士无折冲之勇，我大明武备不振，明军多败少胜，天下自然疲惫。”
朱翊钧看向了谭纶问道：“大司马，侯爱卿所言是否属实？我大明是否有买功卖功之事发生？”
“有，而且很多。”谭纶俯首说道：“侯于赵所言句句属实。”
朱翊钧点头说道：“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