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记》在今天的进步意义
我们今天读《史记》，有四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思想观点。其一是进步的民族观，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这种观点大体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全面描述出来的。这个说法已经被当今全世界的华人所普遍接受。这个说法本身科不科学？当然不一定很科学。但是作为团结炎黄子孙的一种纽带，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家明明知道它不一定很科学，而两千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司马迁不仅是倡导这种认识，同时他坚定地站在各民族一家、维护各民族平等友好的立场，站在谴责汉武帝对外战争并同情兄弟民族及被压迫的汉族人民的立场上。这种思想、立场很为今天的全体华人所欢迎、所接受。
其二是进步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进步经济思想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司马迁认为追求财富，追求生活改善是人的本性，不论何人都是如此。他说：做官的是为了钱，当兵的是为了钱，做工的是为了钱，种田的是为了钱，当医生的是为了钱，唱歌跳舞的是为了钱，总之无论谁，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钱。过去中学课本上曾经选过司马迁的这段话，但是后来把它去掉了。其实司马迁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人都追求生活得更好，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衣食条件、居住条件、交通条件等，正是由于不满足，才促使人们不断地发明创造，不断地改善生存条件。不满足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次，司马迁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因为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管仲为什么能使齐国壮大起来，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为齐国能够发展工商业。决定一国强大的是经济，不是像儒家所说实行“仁义”就行了。再次，司马迁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片面地“重本抑末”。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一直到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实行重农抑商，把工商业者划成“二等罪犯”。工、农、商、虞的“虞”字当什么讲呢？“虞”就相当于现在开发山林湖海，开矿山、搞畜牧、海洋捕捞、海水晒盐等。现在有一些部门已经归了农业，有一些部门归了工业。司马迁认为工、农、商、虞四者都是很重要的，对于社会的发展缺一不可。他在《平准书》里对汉武帝所推行的旨在摧垮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实，恩格斯对于商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商人自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本身就带着一种革命的因素。司马迁的主张被压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再读《史记》，才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原来这么进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表彰他们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中特别写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他说无论子贡到了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来招待他。他说孔子当时周游到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受到这些国家诸侯的优礼相待，完全是由于有子贡，是子贡花钱打点的结果。这对于轻视商人的孔子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其三是《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尤其是对于汉景帝、汉武帝的为人及其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批判。过去讲历史一讲到“文景之治”，人们便往往对于汉文帝、汉景帝产生一种恭敬仰慕之情。但读过《史记》的人就不会再这么盲从。对于汉文帝，司马迁的确有赞颂的一面；但对于汉景帝，则批判的成分就相当多了。汉景帝是司马迁笔下最狠毒、最阴暗的人物之一。汉景帝一生最光辉的事情恐怕就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司马迁写到这里，对汉景帝也没有一句赞美的话。对于汉武帝的尊儒与对外战争，对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与滥用酷吏，对于汉武帝的迷信鬼神与追求长生不死，对于汉武帝的专制独裁与其晚年悲剧，《史记》中都有非常具体而尖锐的揭露与批判。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司马迁对饱受统治者摧残的游侠、商贾以及其他各色的小人物大唱赞歌，为他们树了碑、立了传。
其四是《史记》里边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他们不光是司马迁喜欢的英雄，像管仲、晏婴、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较讨厌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也有这种抓紧机会干一番事业的特点。《史记》里歌颂了很多为正义、为崇高目标献身的人，如屈原、荆轲，等等这些人都死得很有价值。过去我们讲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往往偏重于赞美他的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司马迁赞扬蔺相如还不光是这个，他是赞赏蔺相如在秦王面前能够“威武不能屈”，“一奋其气，威信敌国”，气势压倒了整个秦国的官廷。他说蔺相如是条好汉，他维护了赵国的国格，维护了他自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