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见到陈升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那是九月开学的第一天，我正坐在窗台上百无聊赖地晃荡着双腿，我的父母在宿舍挥汗如雨地帮我整理床铺。不是我不愿帮忙，而是他们爱子心切。
就在这时，一个干劲十足的大男孩儿顶着烈日一头扎了进来。
他对着门口的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然后急匆匆地把硕大的行李袋推进屋里，一转身又到门外拖东西去了。
我仍旧是无所事事地发呆。
门外突然传来了浑厚的男中音：“兄弟，能帮我个忙吗？”
我一愣，转出门一看，还是那个大男孩儿。他正拖着两个硕大的蛇皮袋子，堆起来比人还要高，阳台很窄，完全无从下手。
我赶紧上去帮忙，两个人生拉硬拽，终于将那两个装着大被子的蛇皮袋子弄进了宿舍。
他很热情，一边整理床铺，一边自我介绍：“我叫陈升，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我叫张浩！”
我看着自己的父母忙得热火朝天，扭过头又看到陈升撅着屁股干的热火朝天，顿觉无所事事，只得没话找话：“看样子你应该跑了很远的路吧！你父母没有一起吗？”
他从床上探出半个脑袋，爽朗一笑：“在我们那山旮旯，出来一趟不容易，就不麻烦他们了。”
以我当时的认知，并不真正了解“山旮旯”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只知道，我的父母在一个五线小城市任中学教师，母亲教英语，父亲教物理。生活安稳，吃穿不愁，报专业有父母作参考，上大学有父母车接车送，跟富二代那是没法比，但小子日也还算幸福美满。
那天晚上，我才从他口中得知，他家住在陕北大山窝窝里面，从镇上下了长途汽车，还要骑摩托车转一个小时的山路。由于山村太穷，交通鼻塞，村里很少有年轻人能考出去。今年，他是他们村唯一的大学生。所以临开学前一天，村长带领全村人到他家送行，目送他坐上了村里拉砖头的拖拉机，突突突的拖拉机冒着黑烟，呜咽地踏上泥泞的村道，消失在全村人的殷切期盼中。
他的讲述很生动，但我的脑中始终无法形成正确的画面。大抵，从一开始，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用陈升的话说，他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他深知，自己肩上背负着全村的希望。
而我，细细想想，在科技大学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我妈阴沉着脸悄声对我爸说：“要不，这升学宴还是别办了吧，一桌下来也挺贵的？”我爸眉梢一扬，“办！为啥不办？好歹是个大学呀。”我知道我妈不在乎那点酒钱，她在乎的是面子，因为我几个表哥考的大学都带有“国立”的前缀。用我大姨的话说，那叫“百年老字号”。
后来慢慢相处，我俩的差异越来越明显。陈升家住陕西农村的大山沟里，自幼在山里林间攀爬穿梭逮野兔，因而练就了矫健挺拔的身姿。每年农忙，他还要跟着父母耕田插秧，脸上身上晒得黝黑发亮，自带北方老农民的质朴气质。
但是他不丑。恰恰相反，他自带北方人粗犷深邃的脸部轮廓，再搭配黝黑的脸皮和如炬的大眼睛，衬得他整个人颇具深沉的独特气质。
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深沉，反而单纯得有些可爱。因为自幼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很少受到世俗和城市条条框框的约束，他的思维跳脱而奇妙，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然后乐此不彼地付诸实践。
相比之下，面目清秀白白净净的我，自幼泡在书海和家长的谆谆教诲里长大，所以谨言慎行，性格内敛，心思敏感细腻。
因为这些明显差异，我们通常玩不到一块儿去，也很少有共同话题。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可以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却无法选择室友。大抵，从我帮他把装有被子的蛇皮袋子塞进宿舍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命运便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
物理系第一节专业课，一位头发略微花白的教授走上讲台，自称姓罗，看起来很严谨。
估计他想在第一节课就让我们树立对物理的敬畏之心，因此以学术人经典的辩证之学开头。
“物理学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客观世界，而不是凭借所谓的感觉来主观臆断。什么叫科学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谁能够尽快地掌握思辨思维，谁就能进入物理学的大门，真正有望理解物理学的精髓。”
“那么，什么是思辨呢？我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小孩子总喜欢分好人和坏人，他们喜欢的就是好人，他们不喜欢的就是坏人，这个方法很笼统。现在我们已经成年，不能完全靠好恶来区分好和坏，必须靠严格的标准来评判，诸如法律，违反法律的就是坏人，没有违反的就是好人；诸如道德标准，不遵守道德的是坏人，遵守的是好人。”
这时，台下有位同学举起了手，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如果一个人违反了道德标准，但是没有违法，那他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