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创立了卫所军制后，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吹嘘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毫无疑问，卫所制在明初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帝国财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而且还获得稳定的兵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显现了。
明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再加上卫所的军卒都能分到土地，生活都普遍能够维持，甚至还挺宽裕的。然而随着天下承平，马放南山，军人的社会地位便逐渐下降了，再加上军队中有大量被发配充军的罪犯，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当然，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卫所制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军职世袭。
众所周知，大明朝的军队，但凡指挥使及以下的军职都是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方法虽然能让军队获得长期稳定的兵源，但是不要忘了，好兵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兵。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若只是普通军卒还好点，一旦军官层都是废物，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指挥使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挥使，千户的儿子注定就是千户，这对底层的官兵来讲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上升的空间等于被堵死了，在没有军功可立的和平年代，只能一辈子做个碌碌无为的种地兵，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继续当种地兵，没有出头的希望。
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军官世代相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上层军官们肆意侵占底层军户的田地，然后把他们当成佃户一样奴役使唤，使劲往死里压榨。
要知道明朝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军户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军户，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从商、不准从事其他职业，于是乎，底层的军户们日子越过越艰难，最后不堪上层军官的压榨，他们只能选择举家出逃当流民。
早在正德年间，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便统计过，全国的卫所缺员已经过半，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卫所的缺员竟高达七成，到了万历年间，甚至有卫所军缺员八成，卫所军制此时已名存实亡。
这也难怪史上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麾下都是私募来的兵，实在是卫所军缺员太厉害了，而且战斗力极其低下，根本打不过凶残的倭寇，所以俞戚两人只能自己募兵操练，终于训练出让倭寇闻风丧胆的“俞家军”和“戚家军”。
这次扬州卫的火器盗卖案其实并不复杂，徐晋只是把几个哭喊得最大声的普通军卒提到案前一问，便基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扬州卫的底层军户们长期受到以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高层军官压榨，有军户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只能靠租种军官的田地为生。
俞大猷由于是新调来的，他手下的弟兄被压榨得最厉害，不少人所种的粮食在交完官粮和田租后，连全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乎俞大猷手下的苏青和冯老六便想了个馊主意，把卫所军械库内废弃的火器偷出来变卖换钱，以解燃眉之急。
徐晋在弄清楚前因后果之后，立即便承诺严惩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军官，并且将重新丈量扬州卫所属的屯田，然后重新划分给军户们耕种。
瞬时间，本来群情激昂的现场欢声擂动，军户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跪到在地表达内心的感激。
徐晋端坐在案后，看着欣喜若狂地跪伏在地的数千军卒，脸上却殊无喜色。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大明立国至今一百五十载，方方面面都腐烂到骨子里了，要想中兴还真得大刀阔斧地改革啊。然而，要将一个正在加速走下坡路的庞大帝国，重新推上走向强大的上坡路，何其难也！
就目前而言，或许募兵制是解决卫所制弊端的一个好法子，但却又容易造成主将独大，不受朝廷控制的局面。譬如史上赫赫有名的戚家军，官兵们只听戚继光的号令，估计皇帝来了也不管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将忠于朝廷还好，一旦主将有异心，无疑相当危险，弄不好就成军阀割据之局了。
徐晋暗叹了口气，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做好眼前力所能及的事便是了，至于其他，再说吧，到时或许自己能搞一个明朝的版的黄浦军校呢？
戚景通看着眼前数千欢天喜地的扬州卫军卒，心情彼有点复杂，他老爹戚宣乃山东登州卫的指挥佥事，也算是卫所中的高级军官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老爹被板倒，底下的军户会不会也像这些扬州卫的军户那样欣喜若狂？
戚景通艰涩地吞了吞口水，问道：“大人，现在怎么处理俞大猷等人？”
徐晋自然舍不得把俞大猷砍了，这位可是一员虎将啊，但是俞大猷知情不报，包庇手下确是事实，苏青和冯老六两人盗卖火器亦是事实，甚至俞大猷手下的几十名军卒亦是共犯，都必须受到惩罚，否则要国法何用？
最终，徐晋作出把俞大猷等人全部关押的决定，待上报了兵部和刑部再作最后判决，尽管事出有因，俞大猷和其他军卒或许能勉强保命，但是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