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留氏为了逃避清军捕杀，落荒而逃，生者大部分改姓刘，因此留刘原是一家。经警长一说，五堡码头派出80人来抬棺木，条件是，此举纯属义务，不计工钱，但抬棺木时每人要给红布一块系在身上，取其吉利。至此，抬棺一事也有了结局。
出殡之日，专员主祭，史学家吴读祭文，晋江各界人士及留氏后裔也派人参加。公祭完毕，洋号鼓开道，锣鼓吹在后，送殡队伍从花巷的许厝埕出发，经中山路到中山公园，沿街观者人山人海。三百多年久停不厝的七部棺，终于奉安入土，种种迷信传闻也就宣告结束。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初版吴堃的《泉州留守庭七部棺考证》，该书用翔实的文图资料考证了“七部棺”始于何代、选葬经过、下葬时的祭文、留氏居第在泉城分布情况以及“七部棺”中死者之名、为何未葬等。七部棺停柩于中山中路花巷内，下葬于中山北路的中山公园，都属中山路范围，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泉州留守庭七部棺考证》，已略泛黄，但保存完整。书本排印采用竖排本，封面书名有些许甲骨文的“味道”。 翻开书，扉页上是一张照片，几个人站在“七部棺”所在地天主堂大门处。接下来数页，有漂散于天主堂各方位的“棺”，选定墓地后启土留影、出殡行列抵达中山公园墓地前等图，共15张照片。 从图片内容可看出，“七部棺”未下葬前，散乱于天主堂后墙大树下、大楼后、大楼后右边、墙围内等地。其中有一张照片弥足珍贵，那就是“凤凰山下忠烈七部棺之全貌”，此为七部棺合葬后墓地整体概貌，因如今遗迹无处寻而更显珍贵。 这本书几乎包罗了所有关于“七部棺”的东西，资料翔实，而且撰文者中还有当时亲历者，如时任警察局长王允恭。
1946年，时任福建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尔瞻和晋江县长吴德露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敦促下，下决心移葬“七部棺”。时任警察局长王允恭就负责选择墓址和承建墓地的工人。 选木工时遭遇了颇多困难；墓地建好后，无人愿抬棺木又成一大难题。问题解决后，出殡当日，主祭、晋江各界人士及留氏后裔均派人参加，至此，300多年“久停不厝”的“七部棺”终于入土。据称，当时送殡队伍经中山中路到中山公园，沿街围观者人山人海。 当年，“七部棺”葬在中山公园内，所用花岗岩墓碑高大，上面刻有“忠烈七棺墓”。 这本旧书中，还有《清源留氏鸣谢启事》二则，均为留氏后人于“七部棺”下葬后数日发文致谢，其一则专门感谢罗尔瞻、王允恭、吴德露，另一则感谢五堡码头工会工人。 经该书作者多方考证出，“七部棺”中死者之一名为“凤叔”：“启叔公留起春，彦祖公之子，娶林氏，生子曰凤叔。此祖士斗公正孙，往龙溪居住，棺现在晋江留府庭祖宅内。”其余六人则无从考究。 为何久未葬，此书有至少三种揣测：因国变后家道中落，无力营葬；其族人参加抗清运动，事败逃亡，致无人主持丧事；蒙冤，财散人亡，拖延未葬。 此外，该书对历次官绅议葬但未果及种种异闻也有所描述。清明时节，说起过去泉州丧葬礼俗中，有停柩做法，有的一停就是数十天、数年，甚至数十年，更为奇特的是，历时数百年的也有！
过去七部棺停留的方位。现在只剩下留府埕的地名(中山中路花巷与许厝埕交界处)，现已无当年的踪迹。据说，当年建在中山公园内的留郡园墓，坐东朝西，花岗岩的墓碑高大，刻上“忠烈七棺墓”；一直到1958年，体育场扩建，墓由厦门大学历史考古队来发掘，一些殉葬品被带走，墓地夷平。留府埕与七部棺，从此留在了老泉州人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