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长1300米，东西约600米，城内散落有大量春秋时代的残陶片，另外还发现了城门及护城壕等遗迹。”姬姓刘国故城遗址方位与《左传》杜注所载基本相符。结合已出土的材料，笔者认为姬姓刘氏的氏名至少存在以下两种字形。
(一)写作“留”。河南孟津后海资村、河南孟津刘家嘴曾出土两批空首布，其中均有布面铭文为“留”(《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编号480号等)(汪庆正、马承源，1988)的首布数枚，形制为普通的大型平肩空首布。据蔡运章、余扶危(1985)等人的考证，空首布的通行范围“当是东周王畿内的铸币”，大型空首布的铸造和通行时间“大约在春秋中期前后”。从时间上看，姬姓刘国大致存在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在地理位置上，刘国作为在东周王室任职的卿大夫封邑，实际的地理区域也属于东周王畿的范围之内。而位于洛阳北面的孟津在东周时期同属于畿内采邑，说明当时空首布的流通范围可能仅限于东周实际控制的区域及附近一带。因此，空首布面文的“留”字即指刘邑，黄锡全、蔡运章等皆作此说。
另有马定祥藏战国时期方足布(《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编号1678号)，布面铭文为“留邑”。黄锡全(2001)认为“此布铭文应释''留阝’，一字，从留，从邑，周畿内国名”，此说可商榷。按“留”“邑”分刻在布面左右两端，与此形制相同的还有“安阳”“平阳”“阳邑”等，均为一端一字，且“阳邑”之“阳”字已有阜形，“邑”作为单独意义使用，以此类推，“留邑”之“邑”也当作单字理解。方足布面文的“留邑”，即指周王畿内的刘邑。结合相关出土文物，可知姬姓刘氏的氏名字形在春秋战国时期写作“留”。
(二)写作“（上卯下酉右耳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有《郑文公问太伯》(李学勤，2016)甲乙两篇简文。甲篇中有一段简文，隶定后如下：
(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洢(伊)(阙)，北(就)(邬)、(刘)，萦厄(轭)(蒍)、竽(邘)之国。
乙篇简文与甲篇基本相同。《郑文公问太伯》涉及郑国初期开疆拓土的史事，根据简文中的内容，我们可知在郑武公时期，郑国往北占领了邬、刘两地，灭亡了蒍、邘二国，这与之后《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的记录是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刘”的字形甲篇写法为O、乙篇写法为O，从邑，卯声、酉声，隶定为“（上卯下酉右耳旁）”是没有问题的。甲篇“（上卯下酉右耳旁）”字部件邑居左，乙篇“（上卯下酉右耳旁）”字部件邑居右。从邑，说明“（上卯下酉右耳旁）”的本义是邑名。卯、酉同属幽部，可通假。如《左传·宣公九年》：“郑伯败楚师于柳棼”之“柳棼”，《鄂君启车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作“梄焚”，“柳”和“梄”皆从木，卯与酉作为声符可互通。“（上卯下酉右耳旁）”既从卯声又从酉声，似为双声符的形声标音字。战国文字部件混同的情况比较普遍，部件“酉”也可能是“田”的混同用法。结合上文所述“刘邑”可作“留邑”来看，作为邑名的“刘”，其字形构件并不固定，可为卯酉组合，也可为卯田组合，不变的是皆从卯声。
三、祁姓之“刘”的字源
祁姓刘氏氏名的出现，源于晋大夫士会返晋，其族裔留居秦国，以先祖“刘累”的名或字为氏，为周代典型的以祖先字号为氏的命氏类型。依据士会归晋的时间，祁姓刘氏的产生约在公元前614年之后，大概在春秋中期。而姬姓刘氏的出现，当在刘康公受封刘邑时期，即公元前599年前后。两个氏名的产生时间，相差了约十五年。祁姓刘氏与姬姓刘氏由于在产生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不同，二者的氏名在字源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刘累为夏孔甲时期人，与居秦的士会族人所处的春秋时代相距遥远，在这期间语言文字系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况且夏代是否存在完整的文字符号系统依旧是一个未知数，以文字为载体的氏名显然不会存在符号形态上的延续。祁姓刘氏更可能是依循先祖字号的发音而得，即假借音近的字来作为族群的氏名。因此，笔者认为“劉”字因与士会族人先祖名讳的发音相近，便被假借用来作为新氏。
“劉”字，从金，从刀，卯声，字形出现较晚。王国维(2009)认为：“卜辞屡言卯几牛，卯义示详。与竟、瘗、沈等同为用牲之名。以音言之，则古音卯刘同部，柳留等字篆文从丣者，古文皆从卯。疑卯即刘之假借字。”陆懋德(1950)则认为“卯字不是刘字之假借，而是刘字之初文，且刘字又反是卯字之后起字也。”“劉”的初文为“卯”，应当是明确的。由于史料阙如，“卯”并不能作为氏名“刘”的直接字源，结合现有材料，笔者认为祁姓刘氏之“刘”在战国时期存在以下两种字形：
(一)写作“（上卯下金）”。《古玺汇编》(罗福颐，1981)录有一枚战国时期晋地私印(《玺汇》编号3268)，印面二字隶定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