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信对于这样的一种事情还是比较门清的，至少他能够知道，贫困山区那边需要什么帮助，教育这个方面，是必须要抓起来的，如果没有教育，只是一味地给拿钱，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
国家在这个时候虽然实施的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但是，在偏远山区的很多地方，这些地方明面上是执行了这样的一种制度，但是，却很难达到全方面的教育。
大山里面的孩子住得比较分散，一些孩子想要上学，需要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才能够从家达到学校。
而这十几里的路是需要走很长的时间的，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开始走路到学校去上学，而且，他们在种地或者是其他时间里，都是没有时间到学校去上学的，家里面需要他们帮助家里面干活。
这个指的是家里面有条件能够让孩子到学校去读书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的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基本上不予考虑，特别是这个时候的女孩子，按照他们的想法，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算是赔钱货，拉扯大了以后，学习不学习没有什么价值，在家里帮着家里人干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的家庭很多，这样没有书可读或者是读到小学两三年级就被家里面的家长逼着辍学的学生很多，这都是需要帮扶，需要受到教育的孩子。
他们学习的时间会更短，而且干的活也是最多的，她们需要在家里面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过活。
这个时候，家里的大人都要到田间地头去干活，要不然的话，到了收获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收成的。
这样家庭的男孩子相对要好一些，大部分人都是重男轻女，觉得男孩子长大以后是一个好劳力，在乡村当中分到的地也是要比女孩子多很多的。
这个时代的农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生男孩子给五亩地的话，生女孩子也就只给半亩地，差距那是相当大，这个事情也是跟人们受到教育少，国家一些政策地方上没有实行好有一些关系。
这个时候的人们也不像后世一样，各种业余生活丰富，他们干完活回家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造小孩运动。
越是偏远的地区越是这样，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而且他们希望多生孩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孩子多生出来是一件好的事情，男孩子越多越好，要不是有国家的计划生育，他们会越生越多。
孩子多了，读书的这种事情自然就难了，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小的孩子，那就得大孩照顾小孩。
这个时候，不但是山区当中的孩子，就是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他们在种地或者是秋收的时候，都需要自己动手干活，去收获粮食，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可以这样说，贫困山区当中的学生苦，老师也是相当苦的。
而且，这些个地方的老师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太多学历，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乡村教师，他们没有大城市当中那些老师的福利待遇，只有这每个月微薄到极点的工资。
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教育十分重视，但是，像这种大山当中的贫困地区，还是无法照顾到的，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各种事情都是一样。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国家在这个时候搞了希望工程，希望借助着希望工程能够让更多的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上书，能够通过读书改写他们的命运。
希望工程是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一九八九年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一项公益事业。
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说到希望工程，李忠信瞬间就能够想起那双大眼睛。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七岁的苏明娟是张湾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到金寨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来到张湾小学，找到了正在上课的苏明娟，一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摄入他的镜头。
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苏明娟的那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也随之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和“大眼睛”一样，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大鼻涕”和“小光头”。
这三个年轻人，就是希望工程三个标志性照片的主人翁：“大眼睛”苏明娟、“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义。他们以渴望上学的眼神和自身的经历，唤起了全国人民捐资助学的热潮。
“大眼睛”苏明娟是众所周知的希望工程标志性照片。但是，“大鼻涕”却曾经差点取代“大眼睛”而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
“大鼻涕”是希望工程使用频率最高的照片之一，所有的看到照片的人都会联想到“大鼻涕”在声嘶力竭地喊：“我要上学！”
九二年的时候，著名摄影记者解海龙用镜头进行农村教育状况调查时，透过窗户纸看到孩子们正在读“山、石、水、火”等字。“大鼻涕”读得特别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