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李由过来，倒还不真只是为了私欲。
有一个来自千年以后的前世记忆，对我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最明显的坏处就是在于，我会不自觉地用前世所知道的“常识”来代入这个世界。
于是我总会不自觉地忽略不少事情，找一个有能力也敢于指出我想法偏颇的，而且不会好奇我怎会如此没尝试的人就势在必得。
更别提李由作为我哥的伴读，接受的政治教育也算是和我哥看齐的，我这么大材小用倒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味道了。
也亏是如此，我才注意到了不少地方。
比如说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千年后仍然实施的人口普查手段，在我朝，“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于是“一家犯错，十家牵连”的连坐制度才会顺利地推行下去。基本每三年普查一次。
但是，有一个我原先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能够成为户主的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商人、开客店者、赘婿、后父。二是必须是土地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
士农工商，商人为何放在最后？
最直观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商人基本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创造“生产价值”。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存在生产力过剩的现象，商人在做的事情只是纯粹的“套利”——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卖到另一个地方来卖，以此赚得差价。
在这期间，商人甚至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技术改进：无论是绣花的布，还是打磨的玉，或者是粮食收成，此时的商人只是作为中间转运的功能，他们并没有圈养一批“工人”为之服务。
说得再简单一点，在天下人都没办法吃饱的现在，第一产业农业并不发达的时候，国家根本不可能鼓励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家奴。
我朝以法为尊，各个等级的人允许畜奴的个数也有定论，但是奴隶属于个人财产，并不放在户籍制度的人口普查里面。奴隶又生奴隶，生下来的子孙后代也属于主人的财产。
如果说商人并不会被现在的国家所鼓励，那畜奴又何尝会呢？
我听着李由的声音，徐徐地叹了口气。
我现在所看到的我朝制度，还是在商鞅极力变法后的结果，他甚至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惩罚机制，也就是说，家里有两位成年男子以上必须分家，否则加税——这样子可以刺激小农经济，以解放劳动力。
当然，一般的世家也不会缴不起这个税钱，不过也是因为这个规矩的存在，才使得李由单独立府的事情成为了可能。
我想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何商鞅最后会落得那样的结局。
商鞅变法，剑指世家。
任何一个长久地、固化的等级机制存在，必然会阻扰国家的进展。世家占据了太多国家的资源，却没有办法带来与之相应的创造成果。
这必然是资源的浪费。
若是没有家奴，哪怕所有家奴都去好好种地，也会比现在带来更多的产收。
我看着我和李由一起画出来的折线图。
画了一个出生率，画了一个死亡率，也画了一个净出生率。
古代的死亡率真的很高，七十古来稀，不论是战乱带来的死伤，还是这些年修建长城，以及各地的天灾，除了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因，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养不起。
感谢商鞅要求户籍统计的时候还要求统计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和出身，我画着男性和女性的净出生率，原本以为有修建长城的原因，女性的存活率应该高于男性才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粮食稀缺的时候，女性自然是最早被舍弃的。
被卖身为奴也好，被活活饿死也罢，这就是如今的现状。
我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
女性普遍在体力上弱于男性，作为庶民百姓，想要活下去的最基本一点就是一个人最少能赚的起他自己的口粮。
女性吃得少，可赚的更少。
我看着透过窗户映照出的天光，此时才恍然我们竟已然熬了整整一夜。
“由先生辛苦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今日我让人去好生说明一下，替由先生请假。”
不是我说，我这个受宠的公主面子还是挺大的。
李由有些迟疑，摇了摇头：“……这对公主名声有碍。”
“此时却唤公主了？”我听着他的称呼，忍不住笑了，“我倒还是喜欢先生用‘殿下’来称呼我。”
“公主”只能代指女性，可“殿下”却不分性别。
在这个世道，如果作为女性而活着，就无法作为人而活着。
一旦结了婚，婚后也只能冠以夫姓，死后在墓碑上也是“某某氏”，而不配拥有姓名。
“我与名声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