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方人都是光说不练。 好多人都是嘴上说特凶，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儿，天花乱坠的，但心里却想算了，我得在最后一个。 所以北方人永远是说了等于白说，没有实际行动。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笑话就是针对北方人这一特征的。 说有几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同桌吃饭。 北方人其中有一个说，最近有个什么样的好机会能挣钱。 在座的北方人都说好，回应都是“你只要挑头，我们就跟着。” 唯有南方人只默默赔笑听着，不做任何评价。 结果所有北方人，包括最先提起的那位，都没什么实际行动，就当没这回事儿了。 反倒只有南方人真的尝试了一下，后来还真就挣着钱了。 最逗的是，当南方人出钱请客，在酒席上感谢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北方人的时候。 此人不但出乎意料的惊奇，而且还因此落了不少埋怨。 其他的北方人居然一起责怪他。 “哎幼，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光告诉他了，没跟我们说啊？” 瞧瞧吧，这显然以一种揭疮疤的方式把北方人的小丑形象曝光于天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现象虽然普遍存在，却不能简单的得出南方人就精明务实，北方人就愚蠢虚伪的结论。 因为这种现象脱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这个笑话的立场也就有失公允。 虽然很可能这件事是真实的，但要真的站在双方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看待，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的不说，先得重申下时代特殊性，这是九十年代啊。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铁饭碗还在，而且北方人大多数都很享受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 南方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先走出家乡，选择外出做生意的人比北方多得多。 另外还得多注意一个细节，笑话里，这一席人大多数可都是北方人，只有一个南方人。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这饭局是北方的城市摆的。 那南方人异地求存，才请客来巴结一些人？ 那要拿两个不同生活处境，不同职业的群体，甚至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来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呢？ 比方说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一个能干不能说的南方人，在国营单位能混得开吗？ 反过来几个北方人，是不是那种压根缺乏经济意识的人呢？骨子里就没怎么看重经商的人呢？ 这么一想，或许也就解释了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北方官僚多，南方商人多。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夏虫不可语冰”的问题。 不同的生存环境和要求造就了不同人的生活准则和生活能力。 说白了，别看同样都是乌龟，但海龟非要嘲笑陆龟不会游泳，其实没什么意义。 至于对宁卫民个人来说，他既然是个有幸得到了超越时代见识，能够俯览人生和时间的人。那么通过身边发生的事儿，看待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晰。 他就发现自己的身边处处充斥着这个道理的现实例子。 最直接的，像皮尔卡顿投资团的这些高管们，就真没几个人能记得帮他兑换日元的。 别看喝酒时，都答应得痛快着呢。 可除了齐彦军出于好面子，很讲义气以官价给他送来一百二十万日元。 沙经理大概是出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市侩，也以黑市价试探性给他送来三百八十五万日元之外。 再无旁人记得这个茬儿了。 他呢，也没食言而肥，除了表示感谢，一概收下。 私下里，也的确把预计日元会大幅升值的判断告诉了齐彦军和沙经理。 劝他们哪怕在国内用不着日元，也尽量把手里的钱多换点日元才划算。 但也就这样了。 无论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相信后又能照做多少，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而那些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花钱享受的其他投资团成员，甚至就连怎么消费，怎么处理个人财富，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照样能反应出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识眼界。 比方说买汽车这件事。 出身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赵大庆就订了一辆桑塔纳。 小顾则要买日本的蓝鸟，这跟他年轻，喜欢日本电器，不无关系。 还有人是皮尔卡顿公司的忠粉，就相信法国货，想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