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本书之前，在我的印象里闻一多好像就是七子之歌的代表。这个歌好像就让我感觉他一定会唱歌，不是，不要被我引入歧途。他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
前段时间看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时，看到他提到闻一多先生的讲稿什么的被整理成了本书，有点感兴趣，找来看看。我看书没什么讲究，拿起一本就开始了，从图书馆查了查闻一多先生，就直接拿了这本“讲文学”，过些日子去看看其他几本。
第一部分唐诗杂论
［类书与诗］
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
学过历史都知道，魏晋南北朝过后是隋唐。这一篇说的就是南北朝后，唐代开国的五十多年。这段时期的唐代文学还有“江左余风”，一直到上官仪伏诛，才勉强收了。
ps：不太了解，去搜了搜上官仪。百度如下：
上官仪（608年－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人，唐朝宰相、诗人，才女上官婉儿的祖父。
上官仪早年曾出家为僧，后以进士及第，历任弘文馆直学士、秘书郎、起居郎、秘书少监、太子中舍人。他是初唐著名御用文人，常为皇帝起草诏书，并开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
“上官体”，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修辞之美。
懂了，是指写诗只研究文语辞藻，实则一点东西都没有。下一个。
六朝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热心于文学，把文学当学术来研究，比如选学，且用偏向于学文的观点研究学术，比如这一时期的史学［他们研究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例外，尤其是《晋书》，词藻华丽）
ps：老师说过这一点，说他们写的史书文学价值极高，廖廖几笔就可以描绘当时的情景，就是史学价值就稍逊了点，因为史学要考据，不能靠着文学家的想象和些架空。
唐代的类书就是介乎于文学和学术之间的东西。在《旧唐书》和《唐会要》中记载了很多类书，其中官修占大多数，但是有很多都失传了。
后面的内容颇有些不懂，于是简单摘抄一下。修这种类书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很对。沈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沈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于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ps：沈思瀚藻：构思深刻，辞藻华丽。语出南朝梁朝萧统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我不理解，敲敲脑壳的水。
又读了几遍，大概懂了，在六朝时文学是修辞是词藻，要用词藻来歌颂统治者，但是唐太宗他不想这样，他要把文学实际化，要让文学贴切生活，不再想以前一样高高在上。但是怎么能把文学实际化呢，学术起来，多写诗，多让人研究诗，写的人多了，就普遍了，写的人多了，写的内容也多了。大概如此吧。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章句的研究。二、类书的编纂。三、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举太宗为例，因其影响力大。
把《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比较。五本同是词藻的征集和排比。《初学记》为开元年间作品，其中诗初为叙事，次为事对，后为成篇的诗赋。这三项去了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去了诗赋文就等于《北堂书钞》，这便是一部类书的进化史。于是，甚至可说唐初五十年的类书是较为粗糙的诗，而诗是较为精密的类书。《旧唐书，文苑传》里除了崔信明的“枫落吴江冷”，其他皆可说是类书的范围。
书中还说，崔信明做出名句，却能保天宝是因为他人微。太宗不识，没有眼力。不然之后撑起诗坛的，就不是虞世南、李百药等人了。
ps：书中有举例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喜欢这句。
确实看到过李百药的很多诗，确实多，就是不出名。
魏徵（即魏征）作的《述怀》，被当时认作一首了不得的诗。因为他不忘“诗言志”的古训。选家们搜出魏征来代表初唐诗，可见当时的贫乏。太宗及其词臣做多年的诗却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