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
许一凡一行人早早的起床，在简单的用过早膳之后，一行人就再次启程出发，直奔康城而去。
同一时间，北斗山上有一老一少两人，缓缓地走出灵隐观，在灵隐道人的目送下下山，二人徒步去往西域。
从灵洲通往康城的官道，相对于中原某些地方的官道要好走很多，无论是驿站的数量，还是道路的质量，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和改良。
就道路和驿站这件事而言，往往最重视的不是那些位列中枢的朝中大臣，除了极少数的几位大臣之外，其实，很多人对官道和驿站的建立，都是抱着无所谓态度的。
大部分朝中官员，他们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高中，从而走上仕途，大多数人从最初怀揣理想，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心态，逐渐被生活磨去棱角，变得碌碌无为，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某一个衙门，或者在某一个位置打转，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家世不够，也可能是人际关系不好，亦或者是能力不够，在常年累月当中，当初的那点儿书生气，早已经被官场的磕磕碰碰给磨砺的无比的圆润了。
儒家讲究中庸之道，只是，圣人提出的中庸之道是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是，很多人却觉得，所谓的中庸就是什么也不做，讲究一个无为而治，那什么又是无为而治呢？在他们看来，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常言道，说多错多，做多罪多，无为就是大有所为，而这就是他们心中的中庸之道。
为什么很多朝中官员，尤其是文官，他们终其一生，所处的官职都不算高，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们都是寂寂无名之辈，除了少数人知道他们之外，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的所谓的中庸之道。
文正，是每一个文官都梦寐以求的谥号，可是，真正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也跟官员潜移默化的坚持‘中庸’有关。
当然了，也不是天底下所有的读书人，或者说所有的官员，都不想做事，不愿意做事，不敢做事，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少耿直的读书人，他们自然想做事，愿意做事，也敢做事儿，可是，往往这些人的下场都不算好。
一来，不管是在长安当官，还是在地方上任职，都讲究一个方式方法，而所谓的方式方法，更多的还是来源于人情世故，很多读书人在初次当官的时候，因为满脑子都是圣人教诲，对于很多人的做法都看不惯。
有的人会选择无视，有的人会直接当面指出，更有人会直接拿这些事情开刀，如果是前者，那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你让对方好过了，对方自然也会让你好过，不敢说有大的作为，至少在表面上的功绩还是有的，至于说有多大，那就看情况了，如果是后两者，那结果往往都不算好，看似是得罪了一个人，其实，往往得罪的是一批人，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对立起来，下场可想而知，到了那个时候，你别说做事儿了，能不能做官都是个问题。
二来，想做事儿，愿意做事儿，敢做事儿，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做事儿，其实也很重要，有些官员自认为读了几天圣贤书，学了一些书籍上的道德文章，就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眼高于顶，可是，这样的人往往都是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做不成事儿，也做不好事儿，还可能会坏事儿。
三来，官场也好，社会也罢，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圈子组成的，而每个圈子都有圈子的规则，也就是人们潜规则，或者说是为官之道，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又有背景，还愿意做事儿的人，其实还不够，还需要融入一个个圈子当中，而一个圈子的形成，往往都是有很多人存在的，到底是你去改变这个圈子，还是这个圈子去改变你，那就很难说了。
如果是你改变了这个圈子，能够折服这个圈子的人，那你做起事儿来，自然事半功倍，可是，如果是圈子改变了你，那你还能做什么事儿？
其实，为官和做商人很相似，讲究的就是一个利益，官场上的人有官场上的利益，可能是名，可能是权，可能是真金白银，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利益，当你触动了一小部分的人利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阻碍，大不了就是碰一鼻子灰罢了，可是，一旦你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不管你是谁，都会很惨，那怕是皇帝，有时候在处理某些事儿的时候，也不可能随心所欲。
别的不说，单单只说之前西征的事情。
为何在秦嘉涆带着二十万镇西军西征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子弟兵在军队当中，为什么他们会导致一代名将秦嘉涆最终含恨战死沙场？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想要快速晋升，想要快速的获取政治资本，从快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参加科举，还有一个就是入伍当兵。
科举这种事情，不是每年都进行的，有可能一年两次，春闱和秋闱，也可能三年一次，总而言之，时间不固定，录取的人数也不固定，科举的举行往往是看朝廷对人才的刚需，如果朝廷需要人才，那自然科举举办的次数就多，也频繁，而这个时候，往往录取的人数也比较多。
但是，科举的进行，往往备受朝廷关注，皇帝都格外的重视，没有点儿真才实学是很难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