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6日，李润石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虽然他负责的是反腐，但是通过这次的工作，李润石也有了对未来工作的看法，暂时称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8月20日，是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总理吴有平带着副总理李润石给何锐作报告。到了何锐这里，看到徐乘风与程若凡两位上将都在。既然他们已经坐在何锐旁边，吴有平就没有打算“避嫌”。这两位都是文明党的中央委员，本就有阅读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内部版本的资格。而且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要登报，全国人民也都能看到。至于全国人民当中有多少能看懂，这个就只能看个人在这个领域的水平。
报告内容没有奇思妙想，都是现实问题。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整顿市场秩序，反腐。为了提升经济水平，强化对成年人的4年制教育，培养出更多能够加入工业生产的劳动力。
作为中央书记处的1名书记，李润石是这次经济会议的书记。书记的工作是写出此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只有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才知道这个听起来像是“书记员”的工作到底有多重要。李润石的报告只要得到了会议委员会的通过，各个部门就得按照这个报告的纲领与规定去做。即便是吴有平来做本次会议的书记，都未必能轻松搞定。对李润石来说更是1次挑战。
给何锐作报告，是因为何锐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要对报告里面的内容是否与国家战略起了冲突。如果有冲突，原因在哪里？是否能够在1定时间内被接受？
李润石在作报告的时候，稍稍观察了1下旁听的徐乘风与程若凡。就见徐乘风镇定自若，不过好像不是很在意。倒是程若凡听得认真，不时会微微眉头，有时候的眉头则舒展开来。这写反应与传闻中比较接近，程若凡虽然不会破坏制度，也不会干涉政府的工作。但是程若凡作为1个共产主义派，对世界革命颇为热情，他会以学生的身份向何锐请教这些政治经济问题。据说何锐将程若凡视为学生，长期以来，之1在这些对军人来说并不重要的领域进行教导。
等做完报告，1直静静听着报告的何锐才说道：“给小企业的培训中最好添加1些企业生命周期以及企业破产经验的内容，帮他们增加1些深度。”
李润石答道：“会议上讨论过此事。大部分同志认为，这可能会向小企业释放出1种不好的信号，容易产生误解。给那些选出来的优质企业提供这种教育培训就足够了。”
李润石当过老师，他觉得既然培训，就没必要分层。尤其是这些本就是基本规律的内容，让所有企业都学1学没啥坏处。虽然李润石自己这么想，但是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李润石此时向何锐做解释的时候，完全不提及他自己的看法。
何锐再次沉默了，李润石觉得何锐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经济部门的同志们不怕培训中增加这么点工作量，他们只是不想看到这些工作带来的麻烦。之前的工作中也有类似的培训，当培训中警告过的局面出现后，很多民间报纸上接2连3的刊登“鸣不平”的文章，都是指责政府讲了，却没讲透。企业们遇到问题而破产后才知道政府说了啥。
不入流的报纸更是搞煽动情绪，硬是把问题向激化矛盾的方向引。按照那些垃圾报告的说法，政府如同能掐会算1样，故意误导企业，在企业面对破产时候袖手旁观，站在江边看船翻。为了能够煽动情绪，胆子小的报纸暗示官商勾结，胆子大的报纸就点名说某些企业官商勾结。
李润石对此非常不满意，不过也因为如此，他发现发动奸商斗奸商貌似是个解决短期问题的好办法。在面对破产的时候，很多绝望的商人们就完全不顾所谓的规矩，想把1些他们看不惯的企业也拉下水。虽然这些消息中不少是捕风捉影，但是的确有问题的消息比例还真的比普遍调查要大不少。只要负责这方面调查的干部没有挟私报复，这也是个可以利用1下的途径。
正在想，就听何锐说道：“国内教育普及水平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对于经济的理解力已经到了能承受这些知识的程度。未来的竞争更残酷，我认为应该加上这些内容。”
吴有平听到这话，当即答道：“好。”
感受到何锐的强势地位，李润石有些羡慕。领导者决定的事情就能推行的下去，在普通人看来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领导者们做出决定的时候要非常谨慎，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决定很难真正落实。那些容易落实的工作不需要领导者亲自指示，更加基层的人早已经做了。凡是称职的领导者要亲自下令的事情，必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阻碍。有能力的领导都不会认为靠自己下命令就能解决问题。
就如1个笑话，怎么让猪上树。
方案1：给猪1个跳起来够得着的美好愿景，告诉他你就是灵活的猴子，可以上树，简称愿景或者画饼；
方案2：告诉他如果不努力的上去，就没有饭吃或者摆杀猪宴，简称考核或绩效；
方案3：给猪驾1个梯子，拉着猪上树，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