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确实认为谭稀松是个人才，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以现在自己的实力向谭稀松抛出橄榄枝，不一定能够将这个凤凰拉到自己的枝头。
当下谭稀松虽然是个广告部的主任，可是在央视系统里的地位着实是不低。
作为掌管央视钱袋子的女人，就连副台长都跟她平起平坐，至少在当下这个女人不一定能看得上刚刚完成了产业架构建设，还没有真正扬帆起航的绥远。
不过知道日后谭稀松肯定会脱离央视，走向企业高管这条路的李阳还是准备在当下给谭稀松提供一条选项。
要知道，当下的事业单位高管待遇差的惊人。
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褚实践，原红塔集团的董事长。
如果说当下社会上，最受关注的商界事件是孔长姬和秦池的倒台，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前，民间争论最多的就是这个褚实践了。
早在79年的时候，红塔集团的前身玉溪卷烟厂就是云南省内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厂之一。固定资产一千多万，生产设备全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云南烟草冠绝全国，其中尤以玉溪为云烟之乡。
褚实践当上厂长之后，狠抓质量和营销，闯出了红塔山和阿诗玛等畅销了几十年的品牌。除此之外，褚实践还在当地大量收购优质烟田，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已经颇有名气，每年可向省内上交利税五个多亿。
但是要说玉溪卷烟厂真正崛起，其实是从88年之后开始的。之前国内所有的烟草价格都是计划控制，就比如红塔山来说，根据计划经济体制的定价，一包就一块三毛钱。可是一般的供销社，在对外销售的时候红塔山基本上都要三五块钱一包。
等到88年七月份，国家宣布对十三中名烟放开价格，施行市场调节。这十三种烟里面，玉溪卷烟厂就分到了四种，分别是阿诗玛，红塔山，云烟和玉溪。而在这四种烟里，红塔山和云烟在那个时候的国内烟草市场是绝对的霸主。
老烟民们所说的“红塔不倒，紫云长存”说的就是这。
随着烟价放开，玉溪卷烟厂的利润突飞猛进。红塔山从原来一包一块三涨到了五块钱，紫云从原来的一块五涨到了六块五，这两款主打产品一下子就让玉溪卷烟厂翻身当了主人。
在这一年，全国上交利税最多的前十家企业中，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经济效益跃居全国轻工业之首。褚实本人，更是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而真正让玉溪卷烟厂成为国内烟草霸主的，则是褚实践的一个创新举措；为了突破国家对烟草的产量管控，褚实践绕开了有关政策，通过并购云南其他省份的小烟厂充分放大产能。
到了95年左右，以玉溪卷烟厂为主体的红塔集团已经可以创造利税高达两百亿以上，占云南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这是什么概念？
这已经相当于当时四百多个农业险的财政收入总和了！
到了97年的当下，红塔集团的无形资产为三百多个亿，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实践任职红塔集团领导的十七年里，红塔集团总共纳税八百多个亿。
据说一个大领导去视察红塔集团的时候都被震惊了，当看到红塔集团的盈利和纳税资料之后当场就发出了感叹——这哪儿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然而，一切的传奇都会有个终点。
褚实践的终点，就是在去年，也就是96年年末遭到了一个匿名举报，说他涉嫌职权贪污。在接到举报之后，纪委专门成立了调查组，结果收到了风声的褚实践当即跑路打算从边境出逃，却被边防给拦了下来。
被捕之后，褚实践一股脑的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在任职期间，他在国外前后私设了总计十个亿的的小金库，和一个估值两千五百万美元，只受他一个人管控的企业。
当审讯人员问他为何如此疯狂的时候，褚实践给众人算了一笔账：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一到三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九十块钱，奖金是当时全场最高的六块钱。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一百一十块钱。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的月收入有四百八十多块钱，再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一千块钱。我算了一下，红塔集团每创造十四万元的利税，我自己才能拿到一块钱……
这就是当下事业单位领导所面临的荒诞。
作为领导和负责人，厂子搞好了是集体的功劳，跟自己没关系。厂子搞不好，是自己的责任，跟集体没关系。
其实理智的说，红塔集团的崛起和国家放开烟草价格，让烟草这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市场化是分不开的。
可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要是没有褚实践，红塔集团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
所以在年初褚实践被捕之后，围绕着褚实践该不该判死刑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也让很多事业单位的厂长老总们，陷入了一个很纠结的境地之中。
就连刚刚倒台的孔长姬，其实也在公开场合声援过褚实践这个前辈，对褚实践的境遇表示了充分的同情。
用老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的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这合理吗？”
合不合理？
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李阳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容错率。
褚实践这种人的错误，就是他们站在了国企的舞台上，跳出了一曲绚丽的舞蹈。可是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却忘记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