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以后，身体逐渐康复。
医生建议我再留院观察两周，于安东的重婚证据还没找到，我在床上躺着总是心有不甘。
关于那包头发的事情，我也感到很纳闷，开始以为是我以前给可可剪下来的，我放在那里忘了，但是那做了检测，那头发也也不是可可的，被剪头发的那个小孩儿跟于安东也没有什么关系。
听郑菊的邻居说，她也没有见到许莎莎出入郑菊的院子，更没有听见过孩子的哭声。
也可能为了避人耳目，许莎莎带着孩子搬走了。
我现在的主要事情，就是在我和爸爸的伤情鉴定结果出来之前，找到于安东和许莎莎的同居证据，或是证实他们两个人有私生子。
给于安东来个双罪重判，给我自己和可可多争取一些财产。
于安东和许莎莎不在一起居住，他们之前居住在我的老房子里，房子已经被我整理的干干净净，找他们的同居证据这条路目前是无法走通的。
现在唯一能证明于安东犯重婚罪的就是，找出证据证明许莎莎和于安东有一个儿子。
我的目标就是找到许莎莎儿子的藏身之处。
唐远征最近正在处理几个跨国的案件，忙得焦头烂额。
调查许莎莎儿子的事情，我只能自己来。
在我找遍所有孩子可能的藏身之地，仍然无果时。我无精打采地逛商场打发无聊的时光时，我遇见了正在孕婴店，买东西的苏梦。
这时的苏梦已经怀孕五六个月，刚刚显怀。我跟苏梦简单打了招呼。走后，我想起，许莎莎和苏梦老公鲍咏私下见面的事情。
我这段时间打算跟踪鲍咏。
我找唐远征要了鲍咏的信息，我还记得苏梦调查过那个孩子，孩子不是鲍咏的，证明苏梦那里有那个孩子的DNA检测资料。
我让唐远征帮我要过来，但是苏梦说那份资料她弄丢了。
或许那些材料还在苏梦的手里，只是孩子不是鲍咏的，就不愿意再提及那些伤心的过往，对此事避而不谈。
苏梦和鲍咏的公司是两个人共同创建的，两个人在同一栋办公大楼上班，我跟踪了两天了解到，苏梦因为怀孕很少来公司上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养胎。
我在跟踪了鲍咏一周时，都没有明确的结果以后，我曾经自我怀疑查证的方向偏了。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鲍咏约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咖啡店喝咖啡，我本身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但是看见那个年轻的人一直戴着口罩和墨镜，我心里起了疑心。
我只能用录音的办法去查找证据。
我在看到那个年轻男人和鲍咏打招呼以后，快速的走到那人背后把，录音器夹到男人的手包带子上，我知道整个过程冒着极大的风险。
如果那两个人，谈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擒住，送去警察局坐牢。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谈论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怎么不到公司谈，还会在外面鬼鬼祟祟见面？
想到这里，我也不再畏惧。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在咖啡厅里观察这些约会人，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在这里工作或是看书，说话的人基本上都是在窃窃私语。我找了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坐着。跟踪的过程中我发现，最显眼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周边两张桌子上聊天的人，他们说话时，虽然声音小，但是只要我用心听都能听到，他们谈论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身边发生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都会说，“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你不要跟别人说”或是“千万别传出去”。
但是可笑的是，秘密在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再是秘密。
或者说，已经做过的事情，无论怎么保密或是遮掩，永远无法做到用纸包住火。
我挺担心自己我无法顺利地取下男士手包上的录音器，我便留意观察，出门的人容易在哪里短暂停留。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发现如果是两个人来喝咖啡，一般都会在玻璃门处稍作停留，现在外面的天气比较冷，咖啡店的门口处也挂上了一层挡风被，一般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年轻人会走在前面给年纪大一点的人，掀开挡风被。
鲍咏和年轻男人出门的时候，应该也是年轻男人先出门。
正在我用手机屏幕反光来观察他们动作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是转到了小包间，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
我心里一阵紧张。但是我心想，他们既然转到包间，就说明，他们的谈话内容很隐私，越是隐私，我获得的信息就越多，渐渐地我的心里不再紧张，反而是庆幸。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不动，继续观察，客人们出门的动作。
我发现手里提包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会用手包给年纪大的人打开挡风被。也就是开门的时候他的包也不在门外边，也不在门里，而是，在门框的位置，我一伸手他们就会发现我。这个位置很难拿到录音器。
正当我还没有想清楚怎么拿到录音器的时候，两个人从包间里出来了。我只好动身起来硬着头皮跟着。
还好录音器还在他的手包带子上挂着。
他们所有的动作竟然都是跟我观察的一模一样，惊喜的是鲍咏人都走出去了，年轻人的手包才慢慢的放下来，我眼疾手快地把录音器取下来。我站在棉被和门中间，静止了1分钟。
年轻男人好像发现了点儿什么，看了看手包，打开看了一下也没少，回头看了看也没有发现我，两个人就走了。
我走出来，跑到车上，把录音器插到电脑上，一份备份传到手机上。
还没有来得及听，我看到有人在敲车窗，我一看那人，就是和鲍咏在咖啡馆见面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