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选结束都还没有成年，所谓的守选漫长对他们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参加铨选的年纪限定在四十岁，那就挺让人难受了。虽然说有的人出生在罗马，但想要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起码也得出来走两步。
可现在那些出生在罗马的，直接被掐着脖子按在起跑线上将近半辈子，只能看着别人一个个跑的欢快，缩短距离甚至于直接超车，也是非常的让人感到焦虑煎熬。
如果不想将宝贵的时间荒废掉，那也很简单，换到另一条跑道上，不再固守荫授的资格，直接参加科举，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自然也就无需再经历漫长的等待了。
官员子弟们本就有家学传承的优势，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与条件本就不是寒庶子弟能比。
更不要说朝廷为了补偿军府卫官的名额裁撤，还增加了馆监学子的名额。原本的六学二馆都有扩充，除此之外，还有新增的集英馆、翰林院，包括属于武学的鹰苑豹坊也会招收一部分官员子弟。
本身便已经有家学的优势，国家还给提供许多的教育资源，若还不敢与那些寒门子弟同场竞争，那也只能说是败絮其中、一无是处的废物。
当然，国家教育机构的员额扩充也不仅仅只是面对官员子弟，与诸州府县学都有所关联。各州贡举人若科考不第，但只要通过馆监的考核，同样可以留在其中，继续治学，以待来年科考。
至于说台省官员的血亲任职限制，那是为了压制内外官司的人情因素。增加《臣轨》为考核科目，则就是加强队伍的思想建设。
这两点都不算是什么深入根本的改革，由此可见朝臣们虽然能够体察上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同时对自身的利益也是防守的非常谨慎。
李潼对此倒也谈不上反感，真要以德治国、要求官员操守必须达到大公无私，那朝堂只怕登时便会空上一大半。只要不是原则性的路线错误，他多半也能容忍，风物长宜放眼量，继续博弈就是了。
而讲到这一点，李潼又不免想起李敬一这个家伙，这就是一个出现路线错误的典型。
典选乃国之大事，特别庞大的工作量一旦要进行严密的监察，势必会拖累到工作的效率。所以对选司官员的任命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性，李敬一与苏味道之间存在着分歧与摩擦，这也是李潼所乐见的。
竞争是需要存在的，可也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制中。如果仅仅只是在选司话语权的争夺，哪怕李敬一直接把苏味道踩在脚下，那也只能说明苏味道不配担任吏部尚书，李潼包括政事堂都不会加以干涉。
但李敬一错就错在野心太大，或者说太短视了，急于扩大斗争的范围，甚至盯上了刘幽求都还没腾出来的宰相位置。
有上进心是好，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李敬一将具有推举权的大臣利益与自己的职权联系起来，想要借此作势，一举跃入政事堂，这就逾越了尺度。
其实李敬一的短视并不只体现在当下这一桩事，武周旧年他还在洛阳与武氏诸王恶斗的时候，李敬一一些自作主张的小动作便已经让他颇为恼火，并将之打发到江南去。
经过了那一次教训，李敬一倒是安分了许多，在地方上也颇有建树。特别在两京斗势、东都朝廷意欲封锁关中的时候，李敬一等江南在事者对行台的帮助颇大。
之前李元素罢相出京前往扬州，以兄弟不可方镇共治提议免除李敬一的州职，李潼便顺势将李敬一召回朝中，因李元素对行台与新朝的贡献愿意再给李敬一一个机会。
结果没想到归朝不久，李敬一便又忍不住故态复萌，想法太多，过犹不及。说短视也不太恰当，应该说这样的旧世族老思路已经不适合新朝的政治逻辑。
李敬一一家因早年兄长李敬玄在高宗朝的位高权重而骤显当时，并得与赵郡李氏联宗。垂拱旧年，李潼出宫不久便与他们一家产生联系，倒也因此颇得助益。
所以在李敬一看来，自己家族在政治上的下注也算极早，并极大的推动了圣人的崛起势大，难免对这个过程中自家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夸大，想法上的尺度也放得大了一些。
臣下们是怎么想的，李潼倒并不过分在意，甚至都不排斥未来某年将李敬一引入政事堂暂充时位，成就其家一门三相的政治豪门风光，可前提是主动权需要在他。
可现在李敬一自作主张、过于用力的争取，极大透支了李潼对他们一家的好感。选司过去这段时间的纠缠，虽不至于直接将李敬一罢黜问罪，但李敬一明显也已经不再适合待在选司，更不要说谋求政事堂职位。
除了需付馆阁的文书之外，圣人还有一个私密的记载人事的小本子，他让人将之取出来，将李敬一的名字写在了上面。
这一份名单上，都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判断，所罗列出不得再授显职的官员。而在名单中位列李敬一上方的一个名字，是礼部郎中唐绍。
这个唐绍时名不显，在过去朝廷各类政治风波中也乏甚存在感。之所以被圣人拿小本本记录下来，只是因为此前临淄王进言封禅的表章底稿是由其人起草。
当然也不能据此判断这个唐绍就与临淄王有什么险恶密谋，因为这件事是其人在与同僚交谈中自己透露出来的。
如此的不谨慎，只能说这家伙政治上的敏感度不高，根本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一个多严重的问题，或许心里还觉得一旦封禅事成，自己或许还能获得一份倡议之功，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圣人记在了小本本上。
文书批阅完毕后，李潼又在其中勾出几则，吩咐人发付集英馆归档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