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田园产业也有大批收归官有。河洛并不同于其他境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官方屯垦，生民均田、各自立户对于都畿秩序与统治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随着关中地力负荷越来越大，已经很难再负担朝廷庞大的人事结构。虽然李潼也要在十月返回关中，完成祭祖并登基大典，但也并不会将朝廷完全挪回长安。特别是未来朝廷的用事重心需要在河北，还不知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将河北重新平定下来，所以未来洛阳仍然会是圣驾驻跸的政治中心。
关中的漕运，李潼近年内并不打算深作改革，要将这一部分人力、物力节省下来，疏通与开发河北的漕运环境。
河北、辽东方面，他并不仅满足于消灭掉造反的契丹，绝不容许辽地因为契丹造反而遗留下一个渤海国，三韩故地也不再仅仅维持一个羁縻统治的状态，需要建立真正的编户统治。
这样的目标，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眼下的政治中心格局自然也要长期保持。
垂拱、天授年间，朝廷虽然强迁几十万关中民众到河洛，但是由于后续的编户、授田等安置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原本迁出的民众再次大量的流回关中。
此前行台与朝廷处于分裂状态，李潼对此自然乐见其成。可是随着他入主朝廷，壮大河洛之间的元气也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即便没有招抚河东大军的问题，大规模的编户均田也是誓在必行。现在两事并作一事，更加没有理由再任由河东那些军士们被裹挟作乱，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而且眼下的时机也非常合适，一方面朝廷已经确立了一个靖国时期的运作规律，监国元嗣的政令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几个大罪追惩、清洗了众多的官僚地主，朝廷得以重新掌握大批的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河东问题稍有不慎便会激化成为同室操戈的兵祸，此前朝臣们便普遍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监国元嗣做出这样的招抚指令，本身也是蕴含了浓厚的人伦情怀，极力避免与嗣相王李成器发生冲突、战争。
所以当这敕书颁布出来之后，本来颇为严肃沉重的朝情氛围反而变得缓和、融洽起来。
在河东问题上，监国元嗣慎于用兵，以活人为当务之急，显然要比一个威重刻薄的形象要更有温度，更符合臣民们对于一个仁君的期望。尽管这一份仁德，是建立在血腥的杀戮上，但起码也预示着世道风向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让人安心。
当然，朝廷敕令宣布是一方面，而河东滞留的大军究竟能不能够有效接受到朝廷的善意释放与仁政施给，也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
有关这一点，李潼也有着配套的策略，仍然是尽可能的发挥民力。此前兵部便忙于计点天兵道军籍，将都畿周边的军属们集中起来，沿河安置并发给补助。接下来朝廷还会组织一部分军属家眷随朝廷人马北上，向河东归乡诸军提供物料补给。
有朝廷仁政的关照，有钱粮物料的供给，再加上乡音乡义的感召，李潼相信能够最大程度的化解河东滞留大军的问题。
至于他堂弟李成器的态度与反应，他并不是很在意，只要河东军势瓦解，关中的大军想必也已经集结完毕，届时沿河东进、进入河东地区，再有什么负隅顽抗的叛乱之众，一概扫灭！
其实李潼内心里还隐隐希望他堂弟不要太过柔顺的接受朝廷安排，他肯留下他四叔家几个小子，是几人年纪都还不大，在外朝也乏甚人事影响。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消除隐患便要即时干掉，他也会觉得自己过于残忍了。
但李成器则不然，其人虽然出阁时间不久，但与朝中人事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勾连，且本身还曾掌军于外，哪怕表面再怎么恭顺，必然怀怨深刻，真要归国其实不好安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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