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百姓，而是分属于时流诸家的奴仆。
如果用朴素的人权解放思维处理，登高一呼，豁免这些人的客奴身份、给予他们法律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就会欢欣鼓舞、舍死效命，哪怕屠刀挥向旧主。但这种做法，现实中可行性实在不高。
倒不是说这些人生具奴性、不愿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与人格，而是唐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任侠尚义的精神，主仆之间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关系，更有一层恩义相结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这种道德伦理在以武勋起家的关陇勋贵群体中也甚有表现。
这其中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就是隋初韦衮有奴桃符，健壮有力，每随出征多有建勋，后来韦衮将之放免从良，并代之表奏功勋，获得朝廷封犒。桃符杀黄牛献主乞姓，韦衮赐之姓韦，桃符仍不敢与故主同姓，只称黄犊子韦。
《朝野佥载》有说，韦衮之所以赐奴同姓，就是防备着时过境迁、后代子孙不知前事而与奴家乱婚，赐同姓之后便没有这样的隐患了，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奴仆。但韦衮若知后世出身黄犊子韦的韦后倒台后，京兆韦氏受其连累被大杀一通，会不会后悔当时的这一点精明。
抛开别的不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仆相得的例子。彼此之间的情义以及互相成就，听来显然要比冷冰冰的制敕宣令要更有人情温度。
唐人这一点尚义的精神，李潼是深有感受，越是出身底层，这种知恩图报的道德感就越强烈。毕竟他自己本身从弱小到强大，便深得此利，所以在具体情况中，也并没有忽略这一点。
“义无谓大小，概是人间正气！我爱此间壮才，恩赏厚给，群卒凭此酬报故旧，诸家份内应得、安然受之，毋须推辞。纵然事付舆情，宁我当此夺士之恶，不使群员义气有损。”
徐俊臣这个机灵鬼托儿当的是不错，不过雍王也自有宏大一面，自然不会吝啬这一点恩赏。
义无谓大小，但前程却有。投靠雍王无疑是要比留事故主拥有更多的机会、更远大的前程，而在这选择中所产生的背叛感与负罪感，雍王替你们解决！
听到雍王这一番宣言，再见各自旧主也都表态愿意捐士献力，在场诸家卒员们各自也都异常振奋，齐齐叩拜响应谢恩。
这一幕落在时流诸家眼中，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是滋味，不说各自仆员被征夺的失落，更隐隐感觉自己等人出现在此地就是多余。
这一群多余的人也没有留此太久，很快雍王便安排卒员将他们引入皇城中一些闲余的官廨暂时安顿下来，同时对各家卒员们的整编也正式开始。
虽然皇城中诸司官吏尽数亡出，但大内自有习艺馆、云韶府等教授宫人的机构，宫人能作读写记录者不在少数，数十人分别携带纸笔入列统计，用了小半个时辰，便初步的造册完毕。
兵册造定之后，李潼又着宫人自大内搬来两个镶金嵌玉、异常华美的箱笼，一者用于收存籍册，一者则放置在则天门前，而后继续宣布道：“犯宫之贼虽已伏诛，逆乱之贼尚未扫灭！今夜于此造册点兵，营旅编创，巡定全城，明日诸营聚首此门，投名于箱，具功者授仁勇副尉、上功者授仁勇校尉！立此金玉之盟，若有违背，天人弃我！”
则天门前，听到雍王所开具赏格，气氛顿时又沸腾起来。
在场诸卒员们，本身多为客奴之身，能够放免奴籍、成为良民已经是一大幸运，原本以为所谓的恩授无非量勋几转并一些钱帛赐给，却没想到竟能凭此功事一跃成为在品的官身。
虽然仁勇校尉与副尉仅仅只是九品上下的官阶，但却是从奴身到官身的一大跨越，对于这些此前几无前程可言的卒众们来说，无疑是一莫大机遇。因此则天门前叩谢声一时间如风雷一般，经久不息。
李潼开具出如此惊人的赏格，自然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虽然他背后有着整个行台以及数以巨万的大军，但接下来的各种军事任务也是极为繁重。且不说诸边外敌的扰寇与已经竖起反旗的契丹，单单畿内以及诸州局势、特别是仍驻河东的数万大军，就需要足够的力量加以镇抚。
特别眼下还只是三月末，关中仍是农忙，起码要到五月初，才能完成大规模的甲卒征调。至于眼下，也只能将现有的力量进行充分发挥。
神都局面崩得稀碎，两衙军事荡然无存，就算是陕州以及潼关方面后路人马陆续入都，也是不足两万甲卒。且不说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号在河北竖起来，即刻就要组织渡河征讨，从速定乱，避免河北局势糜烂成灾。
杨嘉本等关陇残余势力，李潼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这些货大凡还有料，不至于让神都局势崩坏成这个样子。但这些人所掌握的门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观的力量，值得接纳吸收。
一口气放出几千个低品武官的散职，包括相应的禄料发给，李潼也并不感觉心疼，事实上他早有将六品以下武散阶作为大规模功劳给授的想法。只不过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力，军功酬给的时候只能在钱帛方面加大力度。
贞观年间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职事官，皆带散官衔，谓之本品。这话说起来就像是文武散官仅仅只是官员相应的职称与待遇，是辨别品级的一种标准。但事实上，虽然有官则必有散，但有散则未必在官，后者才充分体现了大唐官制贵族化的一面。
所谓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这其中封爵、亲戚、资荫，统统都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世袭化，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