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元方一行抵达皇城后，先在皇城政事堂中正式宣达了一下朝廷的相关制敕。这其中有关雍王的封授自不必多说，陇边诸将自黑齿常之以降，俱都封赏有差。
单从制书内容上看来，朝廷这一次封授并不吝啬，像黑齿常之已经爵封燕国公，这一次则加实封两百户，其子并授冠军将军的武散官。其余陇边众将，单单五品游击将军以上便有三十多人。
文武散官阶至五品，便可荫一子，从这一点而言，朝廷这一次的封赏，绝对不可以说是吝啬，但也并不能说就是坦荡。
武散官荫给子弟，最可靠的出路便是南衙亲勋翊三府禁军武官之职。朝廷作此封授，目的自然不言而喻，说到底还是不愿放弃这些陇边将领们。
关于这一点，李潼也不好多说什么，早在陇边的时候，他便已经明确表态，诸将如果愿意归朝任职，他也不会阻止刁难。爽快放行，还能保留一份香火情，若强留在大行台，任事未必尽力，心里可能还会有所积怨。
当然这种豁达的态度也看对谁，像黑齿常之，朝廷就有意与王孝杰一同召回朝中，但被李潼直接授意神都的人给拒绝了。
眼下的吐蕃虽然被打痛，但实力并未大损。还有针对陇边以及安西的胡情调控，都需要一员骁勇大将坐镇彼方。
李潼猜测黑齿常之就算归朝，多半也是投闲置散、在南衙挂一个大将军职荣养在都，还不如留在陇边继续发挥余热。
官爵的封赏还算给力，但实物方便，则就一句话打发了：“陕西道大行台量给”。这一句量给，陕西道大行台就要准备大出血一次了。李潼对此倒也没有太大抱怨，反正养的都是自己的兵。
具体的犒奖方案，大行台还要考虑自己的财政状况，眼下多说无益。
拿到了朝廷正式的制敕后，李潼便开始正式委任大行台一干官员。所谓的大行台，全称应该是大行台尚书省，或者说尚书大行台，台即就是尚书省。
所以大行台的官制也基本比拟中央的尚书都省，下设六部分曹治事，统管军政。
李潼的官职中还有中书令，而中书令的本职则就是掌制敕，李潼如今行使在外，当然不可能掌皇帝制敕，所以就是专掌雍王教令，于陕西道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取代朝廷制敕，雍王教同样有管理地方军政的正当合法性。
尚书省作为中央执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权力极大，所以从魏晋时期开始，尚书令便逐渐的被架空，朝廷政令拟定逐渐转移到中书省，以至于中书省有凤凰池之称，武周革命时，干脆就将之命名为凤阁。
所以尚书令这一官职停置，也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李潼他太爷爷李世民曾经担任过，实在是人臣之极、权柄过大。
至于朝廷封授李潼为中书令，也并非纯是褒扬。须知上一任的中书令是李昭德，现在李昭德被架空，中书令这个官职又直接给了雍王，这意味着朝廷中书省不再有真正的长官，中书侍郎实际掌管中书省。
这也意味着皇帝李旦并不只是一味的退避，而是开始打算真正着手控制朝局，不愿臣下权柄再过分的集中独大。
李潼身为大行台长官，其下便是诸行台尚书。当然不可能六部设齐，像吏部、礼部这样司职选举与典礼的要司，就不可能设在行台。
眼下李潼也只委任了两名尚书，姚元崇担任行台兵部尚书，毕竟姚元崇离都之前已经是兵部侍郎，对于兵部事务的运作也是熟悉得很。李元素则担任行台户部尚书，主管户籍、钱粮以及诸胡州贡赋事宜。
这两名行台尚书，便是大行台最重要的主管要员。
除此之外，大行台还细分为二十三司，分别由诸行台尚书郎分领专事。这基本上就退回到了魏晋时期的霸府状态，毕竟中央三省六部乃是历代制度改革最终完成形态，大行台作为其残缺形态，制度结构上是要有一定退步的。
两部二十三司，便是长安大行台的基本结构。再外部便是诸州刺史、都督，但像其中一些雄州、望州，李潼也根本就没打算任命主官，而是将这些州的刺史、都督之位留给一些资望高的行台要员遥领寄禄。
像娄师德便以岐州刺史领掌陇边屯田事宜，杨再思则以雍州长史领长安国子监事。这样一通分配下来，一些资望高的老臣也不会因为行台位置太少而屈就卑职，本身的官品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至于诸州事务，则就由长史、司马、别驾等上佐负责。其中长史主管政务，司马则分领兵事，别驾司职钱粮，而不再只是诸事统于刺史一人。
一些内陆的州府，自然可以如此简单直接的进行职权分割调整。特别一些地处边远、战略位置重要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州府，则就很难再这样进行简单粗暴的划分。
特别陕西道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州府都要长期维持一定规模的驻军，像陇右的鄯州、洮州以及朔方的灵州、丰州等地，更是完完全全的军州。
职权分割，说起来只是一句简单的话，但在这些特殊的地区，做起来可真的不轻松。
事权分割、彼此制衡，看起来是颇为稳固的结构，可若落实在实际的场景中，即便不考虑勾心斗角、彼此掣肘，哪怕仅仅只是各自权力行使中的内耗，配合稍微出错，差之毫厘，便可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而且眼下正逢府兵制崩溃，是从世兵制到募兵制转型的一个关键过程，既要顺利完成这样一个过渡，还要保持足够的战斗力以镇压外敌，无疑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这方面，李潼也没有太好的计策。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