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想的前世今生，贺子龙还真了解不少，毕竟是九十年代少有的国产品牌，而且后世贺子龙也是玩电脑方面的人，那怕平时玩游戏和写时间占了大把。
1944年4月的上海，空气里透着闷热，在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衔着红色银勺子”的柳家长子出生了。
十里洋场的繁荣始终停留在柳大侠幼时的记忆里。直到他7岁，父亲被调往北京筹建中国银行总部，柳家举家迁往北京。基于深厚的家庭背景，干部子弟的柳大侠可以说，年少时过得相当平静无忧。
做为二代，11岁时到北京25中念书，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意见领袖型人物，受老师喜欢，受学校活动组织拥护，但骨子里的傲气也帮他招惹了不少非议。
1959年的一天，突然被学校领导约谈，原来近期将会开会讨论关于学生入团的事，在当时极为关注政治身份的大背景下，这足以让柳家提起重视。
一帆风顺的人生突然被打破了：同学们“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他平时的刚愎自用。仅2年以后，更大的挫折接踵而至。因最为关键的成分问题，和年少时的梦想失之交臂。随后，在当时号召上山下乡的政策下，他去了离家一千多公里外的西安，开始了他新生活，不知归期。
知青下乡真不是一般人喜欢做的事，但却没得选择。
贺子龙的妈妈何尝当年不是知青年？
知青，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
当年，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而到了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人类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儿子***亲自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大爷为师。由于他开了这个先河，带了这个头，因而在20多年后，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号召：城里的各级干部，都要将自己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总动员。
从纯粹城市学生当农民这个特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知识青年！
知青的故事已经被年轻一代称为“古”时候的事，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也不寻求任何理解，因为寻求理解是弱者无可奈何地叹息，但是，知青的起源、发展，必定成为史学家们不能不关注的课题。
知青下乡并不是坏事，只少侠大侠同志在下面那几年，已经洗掉一身戾气，像迎接奇迹般，接到了国防科委计算所的接收令，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而此时距离他17岁西进西安，已经过去9年。
这份对命运的遗憾，以及对掌控命运的渴望，恰恰成为他后续带给联想诸多决策的最大内因。
八十年代的北京，“下海”开始成为时髦词，中关村经历了一批科研人生的“下海”创业，“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的创办人无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人开始加入创富大潮。
柳大侠自己在后世的自传里也说过，“我是40岁创业的，我常想，如果我再晚一点，我50岁的时候赶上，没准我就不敢创了。”
天时，地利，人和，时间，成功缺一不可，有些事，真的是要恰到好处才可以。
新成立的公司，没有技术和核心产品，空有一腔热水的柳大侠也无处施展。好在计算所给这家新公司输送了一位关键人物、业内知名的技术强人：倪大侠！
他发明的联想汉卡，让联想（当时还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后因联想汉卡大卖而改名“联想”）大赚了一笔，还有联想系列微机，均出自他手！
而柳大侠的强项也愈发凸显，搞得定银行，卖得出产品，公司管理也愈发成熟。二人堪称强强联播，性格互补！
这么想想，贺子龙又何尝不是如此，搞的定银行，卖的出产品，在技术方面嘛，好像也真不是啥强项！
“1994年呀，十年，十年，转折点……”趴在床上看电视的贺子龙，其实眼睛里根本没在看电视。
这一年，联想在香港上市，这一年，相信再过不久，爆发的技工贸、贸工技之争，让柳倪矛盾开始公开化。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质也是内部两大力量的权力之争。
“如果历史不变，倪大侠明年就要从联想给人踢出来，卷铺盖走人了吧……？”贺子龙瞧了下日历，没有人喜欢过河折桥的做法，那怕明知道这种事，肯定双方都有点过错，但贺子龙还是忍不住为弱者多感叹了几下。
也许联想的事，可以给贺子龙点启发，以后自己“任人为贤”还是“任人为忠”？孰轻孰重？
睡不着呀，干脆给民生银行的顾问打了个电话。
“我想问一下，联想的股价现在多少……？”
“不太好，贺先生想购买联想的股票？或许换家公司可能更好点，自从上市以来，仅仅几个月，他们公司的股票就一路走低，现在更是到了一元多一股……”
“你的提议我记下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