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9%的犯人会被起诉，3%的犯人会在监狱里呆上一天，另外97%的犯人会被直接无罪释放。
根据联邦司法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2至16岁女孩在公立学校几乎都曾遭受过某种形式的骚扰，这种概率在该年龄段中达到了83%左右；而在农村地区的女性中，强制打牌和侵犯受害率比非学生高出近2倍；监狱中被强制打牌的男性比监狱中的妇女多——联邦每年约有21.6万名囚犯被迫打牌。
超高的侵犯桉件发生率与超低的起诉、胜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其中固然有受害者害怕遭报复而放弃起诉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对名誉受损的忌惮而采取隐忍。
这样做的后果是，受害者独自承受一切，施暴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们会将目标转向下一个受害人，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侵害。
在多次这样的循环中，要么遇上一名幸运的勇敢者，起诉并且成功，把他送进监狱，要么他就这样过完一生，带着不知祸害了多少人的满足感与世长辞。
联邦人对强制打牌这种事见怪不怪，甚至有点儿司空见惯的感觉。
RAINN组织曾提出过一项听起来很荒谬的呼吁，他们请求施暴者在施暴时带上小雨伞。
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其中所蕴含的无奈，恐怕只有真正关心这些的人才知道。
以联邦现有的能力根本无法解决侵犯问题。哪怕议会通过立法，提高犯罪成本，将侵犯罪定为死刑，也无法改变局面。
因为施暴者们已经习惯了低成本甚至无成本施暴。骤然提高的施暴成本会给他们一种距离很远，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的错觉。
而受害者们依旧会出于各方面考虑而选择隐瞒遭遇侵害的事情。
总之，在联邦，侵害这件事，根本不是政府出面就能解决的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雷蒙德·纽曼说完，被告律师起身问“奥维斯明确地、亲口向你承认她曾遭受过我当事人的侵犯吗？”
不等雷蒙德·纽曼开口，布鲁克林就敲响了法槌，然后给了律师一个警告的眼神。
“法官阁下，证人所提供的证词可以有非常多的解释，这根本无法成为证词。”
律师收到警告，先是坐下，随后受到庞大诉讼费的鼓舞，再次起身道。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布鲁克林指指雷蒙德·纽曼道。
“就算奥维斯真的遭遇到了侵犯，这页跟我当事人无关，奥维斯每天生活中与上百名男性产生过交集。在证人提供的证词里我甚至没有听到提起过我当事人的名字。也没有任何明确指向我当事人身份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