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光全部亮起并聚焦以后，有两个身材健硕的工作人员，抬着一只大约半米高的红木箱子来到主持台中央，而且看得出来，那只红木箱子和箱子中的东西都颇有重量，否则也不会让那两个工作人员如此吃力，再看他们谨慎小心的样子，其中的东西也肯定是价值价值不菲。
将红木箱子放在灯光聚焦的位置，工作人员非常麻利的把箱子打开，并把箱子中的东西搬了出来，而当那件东西出现在众人眼前后，本来有些嘈杂的宴会场所，顿时变得安静下来，并不约而同的将目光主看向持台方向，落到那件被搬出来的物件上面。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尊高约半米左右的青铜圆鼎，那尊青铜鼎沿外折，双立耳微向外撇，圆腹三足，兽蹄足分别指向三个方向，口径约30厘米，腹径约12厘米，重量至少也在二十公斤以上，耳内面饰窃曲纹，外饰两周空心连珠纹，腹部饰一周窃曲纹，同时还有不少瑞兽浮雕，通体蜡光环绕。
最关键的是，虽然这尊青铜鼎不算高，但把它放在那里，却能给人磅礴的厚重气息，甚至在视觉效果上，还给人造成不小的冲击。
我们都知道，古玩珠宝向来是不分家的，所以在场的这些珠宝商，他们就算不是几十年的老玩家，但多少也是古玩爱好者，就算不是真正古玩行内的人，但绝对称得上是野路子。
尽管不知道他们对古玩到底有几把刷子，但几乎是不约而同的，看出了这尊青铜鼎的不凡之处，早在他们看到这尊青铜鼎的瞬间，无不纷纷便显出惊叹的样子。
看到珠宝商的惊叹样子，马华明顿时感觉春风得意，极大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这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为的就是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然后出尽自己的风头，好给马家和马汀琳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且现在看到，他的目的明显达到了。
不过得意归得意，起码的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他故作矜持的介绍道：“这尊青铜圆鼎，是我上个月在陕西黑市上，花了一千多万收来的老物件，根据鉴定乃是周代的老物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台来仔细品鉴，当然也请各位不吝刺激啊······”
青铜鼎属于青铜器的一种，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青铜器，我国就不可能有，三代（夏、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特色独具的权力表达系统。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都与青铜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商周社会又是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礼”来维护政治和经济权力，通过祭祀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是贵族和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器物。
而在我国的青铜文化中，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利的象征，同时也是国家权利合法性的来源。
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的立国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兴替，九鼎也随之易手。
到了周代，“礼”制度更加完善，形成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的使用规定，以此来象征王权和地位等级，统治者也往往举国之力铸造大鼎，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鼎便是政治和权力”。
关于青铜鼎的典故，无疑是“问鼎天下”最具信服力：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却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
由此看来，楚庄王问鼎的本意，大有取周朝天下而代之的想法，结果却遭到周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所以后来便把觊觎和图谋篡位的行为叫做“问鼎”，即便是现代社会，国人心中仍然有鼎的崇拜意识，鼎字也被赋予显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等。
值得一说的是，鼎还是我国文明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根据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我国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从那些出土的商代大铜鼎，也确凿证明我国早在商代就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再比如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则全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
而且在这些出土物的青铜鼎上，还有铭文记载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并通过铭文的方式，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后世，形成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让青铜鼎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不过可惜的是，自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再伴随佛教在我国的传播，鼎的形式虽然得以延续，却通常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