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被偷偷释放的那个广西桂林人是高岛与程延办的，这并非是因为新川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带上高岛，想给高岛分点肉汤喝。只是因为这个人的朋友一共也只能拿出一百块大洋来赎人，此时的新川已经看不上这点钱了，所以就交待程延跟高岛去办了这件事儿。当然他也特别交待程延别让高岛知道他知道这件事儿，等他八月十九号又一次离开新京后再联系高岛。
而高岛跟新川当初的表现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也是第一次收这种钱。不过高岛要比新川大方得多，至少还分了程延三十块大洋，当然程延也就没有推托，毕竟这次连跑腿费都没有。
办完了这件事儿，还关在看守所里的人就是真的没钱可出的“冤鬼”了，而似乎受了这次交易的影响，受了一系列打击的高岛却突然发现了一条发财的康庄大道，在不到四五天时间里，高岛主持的调查班又抓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有钱但没背景的商人或者乡下地主，目的就是高岛打算捞一笔，为自己必将、即将到来的退役攒一笔做生意的本钱，这件事儿虽然高岛也没瞒着程延，但却是由金世才兄弟着手进行的，毕竟他们两个在新京才是地头蛇。
发生了这种事情，程延突然后悔了起来，当初真不应该接受何氏兄弟的请求，只是他也知道就算他不搭这个桥，何家兄弟也会找别人跟新川联系上，只是程延觉得自己心里过不了这个坎，他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太过高估日本军官在廉洁方面的品行了，想象一下一个在本国动不动就发生下克上兵变、在异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鬼子军官品行能够担当得起“廉洁”这两个字吗？那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将权力变成金钱而已，一旦有了这一次机会，他们只会更贪，甚至去主动找钱，跟不穿那身军服的土匪没啥区别。
然而还没等高岛开始收上来钱，八月底在沈阳又发生了一起同类案件，这次虽然只死了一个中佐，但却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收到这个通知，高岛还有程延不得不放弃了在新京的继续调查或者说抓人更合适，赶到沈阳去跟森纯一郞少佐、还有新川会合，当然这一次高岛做主没有让金世才跟着，理由是他对新京熟悉，这里面还有后续事情需要他，但真实原因谁又不知道呢？但又有谁管呢！
就连新川少佐听到了程延汇报的高岛现在的情况，也只是很同情地说：“高岛君运气不好，现在能够安全退役已经很不错了，就让他去做吧，只要不过火惹了不该惹的人，就随他，同事一场。”至于那些新京商人的命或者钱，新川这个鬼子宪兵少佐根本就没看在眼里。
在大连找不到凶手、在新京找不到真正的凶手，在沈阳同样也找不到，唯一能做的就是又抓了一些人，然后新川也好，高岛也好，甚至连程延都分了一笔钱，而整个过程唯一被隐瞒的就是森纯一郞少佐了，当然这只是程延这个角度上这么认为的，至于森纯一郞收没收钱，又不会告诉他们这批人，就如同新川高岛瞒着森，森难道就不会同样做吗？
就在这种“凶手”流动作案，而宪兵队、特高课只能被动地追踪情况下，事件又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快十月中旬了，那位已经连杀两名关东军的“凶手”（或者叫勇士更恰当）终于在从大连开往新京的三四三次车上又干了一起抱着烈性炸药包要跟关东军一位中将师团长同归于尽的大事出来，这一回那位中将没事儿，但“凶手”却当场炸死了自己，所以特高课连尸体都拼不出来，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因为这件事受到处分的人多了，首先特高课的森少佐被调到了兴安省的剿匪部队担任某伪治安团顾问，等于是变相的退出现役。新川少佐则受到了三年内不得晋升军衔的处罚，这个处罚对于新川来讲略等于无，因为他自从在新京发了这笔财之后，已经不打算继续在宪兵队混下去了，只想跟高岛一样多弄点钱，然后回日本。
在11月25号只有新川、程延参加的为高岛送行的酒宴上，新川直接跟他们报怨道：“这就是关东军的现实，我们这些中下军官真快没有活路了，干得再好，抵不上背景。”已经办完退役手续准备去兴安省担任一个林场火车站（只是管着一批苦力的四等货运站）站长的高岛则深有同感，他唯一可惜的是那些还关在新京铁路宪兵看守所的“肉票”，他还没拿到钱。
当然受处分的绝对不止森、新川、高岛这三个人，上层受到处理的多了，只是程延不知道罢了，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程延的运气就是他还没资格为这件事儿受到什么处分，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是庄深大佐在保着他。
送高岛上了三四五次车后，程延向新川请示：“那些关在新京的嫌疑人怎么办，总不能这么关着吧，再说新京那边已经不满意了。”
如果按原来新川的想法，他是想黑吃黑了高岛抓的那帮人的赎金的，只是现在刚刚受到处分，他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再说前面已经有了两笔十五根大黄鱼的入帐了，他觉得以后总要细水长流，落下一个好名声，但又不能这么轻易就放了人，否则……于是他当着程延的面，给新京站宪兵队长打了一个长途，告诉他，这批人犯，你们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