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使在仿制古瓷器时，螭龙纹的仿制品更容易获得乾隆的认可，以至于往往直接署名“大清乾隆年制”，使螭龙纹仿定窑瓷器易于辨别。
正是因为对夔龙纹相对的冷淡态度，导致在这一纹饰的技法上，尽管存在部分乾隆时期的特点，却并不突出。
最能分辨之处在于工匠们在绘制时的微妙心思——乾隆时期的夔龙纹样式往往更接近螭龙纹，所以在描绘辅助的云纹等元素时，往往会巧妙地营造一种错觉，使人误以为那些云纹就是龙角。
如此一来，乾隆时期的夔龙纹才更受欢迎。”
方天讲到这里稍作停顿，看到王大师虚心受教的样子，继续道：“另外，正如王大师所言，乾隆时期的烧制工艺、胎土质地、釉色及纹饰器型确实更为精美，这是宋代工匠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毕竟，乾隆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技艺的巅峰时刻，不仅能复制古代的烧制条件，还能加以改进，因此烧制出的瓷器自然更为精致。
最直观的一点在于烧制方法的不同。宋代定窑瓷在广义上讲，未经过严格的对比和精细化烧制，采取覆烧的方式，使得口沿无釉而形成毛边的芒口。
而在乾隆时期，仿制的目的并非追求利润，而是出于对古代器物的敬仰、崇尚，以及对汉文化传统的传承，并融入乾隆皇帝的审美品味，因此芒口不再采用覆烧方式，故不会出现芒口现象。
王大师的这件瓷器，口沿处有釉，显然是乾隆仿制品。
再论釉色，宋代定窑白瓷釉内气泡大且密集，釉层在烧结过程中会随着器形流动，形成所谓的泪痕。
乾隆时期的仿定瓷器虽能在釉色上做到与宋代定窑极为接近，几乎真假难辨的程度，但较少出现泪痕这一特征。
这件瓷器泪痕不明显，结论自然明了。
胎质方面，乾隆时期选用浆胎仿制定窑瓷，胎质效果接近宋代定窑。
但在胎体韧性方面，虽然模仿宋代定窑胎体较软的特点，却呈现出虽软而不坚，缺乏一定韧性的状态。
对于完整器皿而言，这一点不易区分，对比性不大。
最后，关于款识中的‘宋’字书写，细观之下可知，乾隆时期已将款识视作至关重要的标志，而在宋代，款识尚未形成清晰的概念。
因此，乾隆时期的款识中‘宋’字虽为仿写，但位置居中，规范整齐，而宋代款识则显得随意自然许多。”
方天至此为止，言语间已透露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这件夔龙纹小罐无疑是一件乾隆仿制品。
“哎，坊间盛传方大师拥有超凡的眼力，被誉为‘天眼通’，但我认为，方大师的学问底蕴更为卓绝，比起我们这些老朽还要深厚得多，称其为‘万卷通’亦不足为过矣。”
王大师由衷地赞叹着。
“万卷”，自然是借喻四库全书，堪称大夏文化积淀最为博大精深之集大成之作。
涵盖了经、史、子、集、理、工、医等诸多领域，王大师赞誉方天为“万卷通”，无疑是极高的褒扬之辞。
“王大师莫要戏言，我仅是一名后生晚辈，在某些方面略有所得，侥幸占据些优势而已，怎敢与诸位老前辈相提并论。
毕竟，不说别的，单凭诸位亲手鉴赏过的珍宝无数，那份实践经验，我便是穷追不舍也难以望其项背。”
方天谦逊地回应道。
“哈哈，方大师始终如此谦恭，那我便不再过多赞美，接下来请看另一件物品。”
王大师笑着指向另一个锦盒。
方天也不推辞，径直打开了锦盒，只见其中竟是一只布囊。
“这是串手串吗？”
一般而言，唯有需要盘玩的手把件才会配有布囊，而方天根据布囊的厚度与大致形状，已然推测出内中之物。
王大师并未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方天拿起布囊，取出其中的东西。
果不其然，这是一串手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翠绿欲滴的珠子，其间以上下两颗碧玺龙珠间隔，左右各有九颗珠子排列。
下端的碧玺龙珠还搭配了一枚精致至极的银鎏金丝吊坠。
然而甫一看见此物，方天大惊失色，险些将其失手摔落。
王大师见方天的神情变化，便知他已认出此物的来历，连忙稳住方天的手，宽慰道：“方大师不必担忧，这是老物件，不涉及违法行为。”
方天听闻，才稍微平复下来，但还是小心地将手串放回布囊，郑重表示：“王大师，无论新旧，对于这类存有争议的物品，我都不敢轻易触及。
毕竟，我还年轻，不愿沾惹此类可能带来无穷纷扰的事物。”
“方大师，您是不是过于谨小慎微了，鉴定一下应当并无大碍吧？”
王大师显然感到困惑，觉得方天的反应似乎过大。
“王大师，非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