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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联播里经常听到名字的几位，几乎都露了面。
当然，本就知道这段历史的常浩南对此倒是并不很意外。
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建国之初的华夏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师从苏联，但却并没有像后者一样建立起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功勋体系。
甚至连军队都没有，就更别提一般公民了。
除了在1955年时集中授予过的三大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之外，一直到前世的2011年以前，华夏都再没有正式设立过任何勋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制度化、规范化授予的功勋就只有军队和警察系统内部颁发的一二三等功奖章。
受制于管辖权限的问题，非军警身份的人哪怕功劳大破天，也是不可能获得的。
只能换成别的方式打擦边球。
这才有了常浩南拿到的那枚有些怪异的一等“猎蝠行动”纪念章。
按照规定，一等功往上，是荣誉称号。
然而荣誉称号的授予同样不成体系，往往是根据获得者的事迹而定制一个专属头衔。
从好的方面讲，这可以算是一种殊荣。
但在操作层面上，其实会带来很多麻烦。
比如并没有一个办法把获得荣誉称号这件事情给直观地体现出来。
总不能走到哪都把奖状带身上吧。
又比如，假设一个人获得了两个荣誉称号，那么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它们谁在先谁在后。
原则上，荣誉称号不分高低。
但无论从观感上还是实际上，同为荣誉称号的“爱军精武标兵”和“志愿军一级英雄”之间显然还是存在差距。
至于军警体系以外的荣誉，那就更乱套了，有些颁奖机构甚至只管发奖不管记录，导致很多听上去高大上的荣誉其实根本没有价值。
由此而造成获奖者本人的心理落差还在其次，更要命的是催生了很多利用这方面漏洞招摇撞骗的不法之徒。
在信息不够通畅的时代，出省跟出国差不多，我在a省说自己是b省xx荣誉的获得者，根本就无从查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总算开始出现改观。
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了第一个面向全体公民的、系统性颁发的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并且规定，获奖者中，一线基层工人的比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而常浩南他们获得的华夏青年五四奖章，则是第二个。
在这个人心思变的特殊时期，推出一套规范化的国家功勋体系，毫无疑问有利于进行思想精神方面的建设。
其中尤其以青年为重中之重。
所以，这第一届五四奖章的颁奖仪式，必须要搞得隆重、搞得远超标准。
因此不仅出席的领导身份惊人，跟着一起来的媒体也是一个个都如雷贯耳。
显然，这件事情必定会得到声势空前的宣传。
总之当整场庆祝活动结束，常浩南回到家时，已经接近当天午夜时分了。
他看着摆在桌上的奖状和奖牌，掏出手机输入了一串电话号码。
这是常浩南自己个人的习惯，在一切最终尘埃落定之前，不会半场开香槟。
现在连仪式都已经办完，自然是要把这个喜讯通知到家里。
但是看着手机屏幕右上角显示的时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按下拨号键。
太晚了，明天再说。
连续几个小时的亢奋过后乍一放松下来，首先席卷而来的自然是疲惫。
再加上昨天晚上因为要准备获奖感言以及熟悉仪式流程同样没有休息好，因此常浩南只是换了个衣服就躺到床上睡了过去。
……
1997年这功夫，华夏连有线网络都还没普及，移动网络更是个连概念都不是很明晰的玩意，所以不会像未来一样，这边仪式结束，那边媒体马上发布新闻的网络版本并上热搜。
而此时的华夏电视台也刚刚完成一次大的设备升级和换代，正在从录播新闻转向直播新闻的过程中，反应速度同样还没有那么快。
一般情况下，对于新闻做出反应最快的，反而还是报纸和广播的老两样。
因此，第二天早上，当远在柳城的周莉第一个到达办公室，简单打扫一番工位，倒上热水并习惯性地把插在门把手上的几份报纸丢在桌面上时，整个人瞬间就惊呆住了。
她无意中瞥见了其中一张报纸的头条标题
《团zy全国青联决定首次授予六青年“华夏青年五四奖章”》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至于让周莉如此失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