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不少人都认为明朝最大的特色是宦官专权。尤其是满清，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特地为宫中的太监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以防患未然。效果不错，清朝的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很出名的太监，比如安得海、李莲英、崔玉贵等。但大家同时也都承认，这些公公们再不堪，却也都没掀起什么波澜——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他们背黑锅。而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被严重的污名化了。我们以李莲英试举几例。
其一。北洋水师成军，李鸿章奏请朝廷检阅，慈禧令李莲英随醇亲王奕譞（音“宣”，光绪帝生父）前往。整个行程，李莲英躬身服侍奕譞，递旱烟打洗脚水，每日侍其入睡后才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以至于不知情者皆目其为醇亲王府内监。检阅完毕，醇亲王令摄影师为“上至提镇道府，下讫护卫队长”拍照留念，李莲英坚辞婉拒不就。
其二。
庚子事变，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夜宿破庙。李莲英给慈禧请过晚安后至光绪处请安，发现光绪坐在孤灯下不睡，于是劝解道：“皇上早些休息吧，明早还要赶路呢。”光绪黯然道：“没法睡啊。出来时匆忙，没带铺盖。”
李莲英哭了！
边哭边叩头说：“奴才该死。如果皇上不嫌脏，奴才这就把自己的铺盖给您抱过来，您将就一晚。”
然后，自己坐在门外廊下守了一夜！
光绪回到北京后曾亲口说：“如果没有李莲英，我活不到今日。”
其三。慈禧死，李莲英在宫中为其守孝百日后向隆裕辞行时，把历年得到的所有赏赐全部上交，道：“这些都是皇家的东西，不能流落民间。奴才小心保管了几十年，全部奉还主子。”后来其墓被掘，空无一物！
说到底，太监是皇帝的私奴，除了某些极其罕见的情形，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必须对圣天子绝对忠诚的天然属性：一旦脱离皇权，他们便彻底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帝制时代，谁敢用太监为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被形容成权倾朝野的巨宦，如刘瑾、如魏忠贤，皇帝轻飘飘一句话便俯首就戮，别说负隅顽抗，连象征性的分辩都没有。
明朝的太监专权确有其事，但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大行其道的伪君子文化才是！所谓的伪君子文化，就是以文官集团为代表的沽名钓誉立牌坊成风。“平时袖手谈心姓，临危一死报君王”，嗯，平时啥正事也不干，最后烂命一条，这算好的！最要命的是为了哗众取宠搏“名声”，明目张胆地以“大义”为遮羞布，往死里折腾。比如，给皇帝认亲爹。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整个文官集团的风气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轨道，皇帝为了对抗枢权对皇权的制约（很多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犯颜直谏”而故意添乱的），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奴，太监集团。当然，历史是文官书写的，所以，天下倾覆，女人和太监便成为理所当然的背锅侠——若是实在分量还不够，再推出来一两个奸臣，完事大吉。
京师的大小臣工都收到了来自湖广的重礼，于是纷纷把寻衅滋事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方，尤其是四川——那里正发生着另一场战事，乱得很。换言之，只要想挑毛病，现成的小辫子一抓一大把。
圣天子的爱将孙杰这阵子日子很不好过，虽然偶有小胜，但一直被张虎压着打。没办法，孙杰手下确实都是孙老爷子留下的精锐，战力在大明的官军序列中首屈一指。但总共只有四个战兵营，人数两千出头，加上辅兵也不过五六千之数；而张虎坐拥十几万乌合之众，根本就不在乎人命。孙杰可舍不得把自己的家底彻底葬送在川北的血肉磨坊里。
其实张虎作乱这事原本不该发生。
安化王朱寘鐇，就是那个朱铲铲，折腾出那场造反闹剧时，几乎所有边镇接到他“同举义兵，共讨刘瑾，以清君侧”的檄文后都没当一回事，除了延绥镇把檄文封奏朝廷，大多数既没有报告也没采取什么对策。
第一个起兵平叛的是陕西总兵曹雄，而张虎，则是曹雄手下的马兵把总。是役，听到朱铲铲已被仇钺生擒的消息，率领叛军在黄河渡口堵截曹雄的何锦、丁广等人见大势已去，弃军败逃，叛军大溃。张虎率手下骑兵十人一路越关追出贺兰山，终于在边墙之外（今阿拉善左旗地界）将几人的亲卫斩杀殆尽，把何锦、丁广等头目尽数生擒！
然而！
永远对人不对事的大明文官集团对此集体视而不见——因为曹雄是刘瑾的姻亲！
不仅如此，曹雄的下场很惨：流放戍边！第一个起兵，而且大破叛军的堂堂军区司令，被发配去做最底层的叫花子兵！
总兵大帅尚且如此，张虎的境况更是好不到哪里——生擒何锦、丁广等人的大功必须落到远离战场几百里外杨大人亲信的头上啊。为了防止事发，有人想让张虎永远闭嘴。本来，笑眯眯拎着刀进营“请”张虎跪下听“赏”，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报个“死于乱军”还不是一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