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福心里五味杂陈的，很不是个滋味。
因为前几天，他把祖辈留下的七亩三分好田卖给了胡老太爷。胡大老爷的名讳叫胡传禄，论起来，跟胡广福还是同宗，不过，早就出了五服。
说是卖，其实胡广福连一个铜板都没拿到，就是白送。但卖契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每亩纹银七十五两，胡广福心甘情愿按了手印的。真的是心甘情愿，胡老太爷并没有逼他或者欺他不识字耍了什么花头，恰恰相反，是胡广福自己上赶着求着好久，胡老太爷才答应的。
胡广福卖的不只是祖田——他把自己也卖给了胡老太爷！同样，也是没收钱那种“卖”。虽然卖身为了“奴”，按过手印，胡广福甚至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胡广福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吃的用的都很节俭，更不可能欠下什么赌债之类的。讲真，跟大明其他绝大部分地方的人相比，胡广福的命确实算非常好的：他所在的胡庄属于襄阳府，西边是淯水，东边是泌水，两条河呈“丫”字型在胡庄南面不远处交汇，土地很肥沃，再差的年景亩产也能有一百来斤，丰年则能有两百四五十斤，随便什么时候跑到河边撒下几网，晚餐便可以烤鱼吃——这等生活，是大明的绝大多数寻常百姓完全不能想象的。
既然如此，胡广福为什么要把自己连同祖田一起“卖”掉呢？
因为他实在活不下去了。
理论上，因为太祖爷朱元璋本就是苦出身，知道百姓的日子有多苦，大明的田赋定的是很低的，至少在前期是这样。可后来就变了，越来越糟。
因为除了理论上很低的税率，大明还有一条规定：有功名者其家免赋税。也就是说，如果有子弟考取了功名，这个家族的赋税就不用再缴了！我们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极其罕见，能够供养子弟完全脱产学习并延请名师教授的，十有八九都是富户巨室。换句话说，都是家有良田阡陌纵横的大地主。好吧，说“地主”并不确切，因为在明朝并没有所谓“地主”的概念：在官府眼里，无论是有十亩祖产的自耕农，还是有两千亩好地的大地主，只要没有“功名”，通通算“民”，一视同仁。不过，有钱能使鬼推磨——特别有钱的这些“民”，总有能力给自己疏通关节，找到各种“免税”的理由。
于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有能力为帝国纳税的巨富，越能够轻易找到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免税，而光荣的纳税义务，则绝大部分由没那么有能力的普通人承担。
国家的开支摆在那里：朝廷要运转、军队要吃饭、河道要治理、衙门要修缮……还有，别忘了那群“爱民如子”的官员和“急公好义”的胥吏们两袖清风的“清贫”生活！
钱从哪里来呢？
摊到没办法免税的人头上。
最早的田赋是实物税：你种田就交粮食、你种棉就交布匹。这里面当然有花头，最著名的是“淋尖踢斛”。缴纳米麦时，官府的标准计量器叫做“斛”，一种口小底大的四方形容器，明朝一斛算六十斤——之所以不用秤，是怕里面掺了土块之类的杂质，把米麦倒进斛里，可以当面校验质量。纳粮的百姓把粮食倒进斛中，要高出斛口，形成一个尖堆。随后负责的官员会飞起一脚，狠踹在斛上——洒落下来的，便落入自己腰包。为了这一脚，这帮爱民如子可都曾下足了苦功夫，有的平日里踹树，树干纹丝不动树叶簌簌而落者为上佳；有的练踹门，无论啥样的木门，一脚踹开也可算小有所成；功夫还没练好的，往往会采取助跑的方式！这不是什么潜规则，而是明规矩——很多大名鼎鼎的正面形象，如“三杨”，甚至张居正，初入宦场时都做过的。在大明，踢功是官场必修课——基层小吏要踢斛，当了大官得会踢皮球。
单单是淋尖踢斛，其实胡广福们也没啥意见——饭食里多掺几顿野菜就是了，没什么。
但杂税永远会多过正税：官府哪天说治水，会来找你要钱、说修路，也会来找你要钱、襄王大婚，胡广福也得掏钱！官府的朝会乡饮、祭山神河神、各级官员迎来送往、科举时生员赴考的津贴……费用最后都要落到胡广福们的头上！耕田要养牛，养牛要交牛税、养猪卖钱要交猪税，到后来，养几只下蛋的鸭子也要交鸭税！所有这些税，大多要以实物的形式缴纳，胡广福有些吃不消了。
最让胡广福欲哭无泪还不是这些，而是力役，也就是徭役和劳役。十几年前荆州府江陵水患，胡广福的爹胡二被征了徭役，人去了就没回，连尸身都没捞上来。为了养大还没成年的自己，原本有二十几亩田的胡家只好卖地，等胡广福长大，祖田便只剩下七亩多了。徭役轻易赶不上，可劳役却跑不掉：修城墙铺官道扩建王府运送漕粮……都要征民。不仅白干活不给钱，还要自带干粮工具，少则个把月，多的三五个月也正常。而且，永远会挑农忙的时分征发——胥吏们知道，这时候下去拉人，能榨出最多的油水：除非实在没